主題命名:「我們與惡的距離」看了兩集的小小心得
文字說明: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對於無差別殺人案的討論,再度引起社會熱議,「我們與惡的距離」試著拉出「犯人」背後身為人的脈絡與故事,從犯人、犯人家屬、受害家屬再到社會大眾,不同位置試著又遠、又近地,拉出更多的線頭去理解這複雜的故事。
這樣的企圖是叫人欽佩的,從鄭捷再到小燈泡事件,我最初掙扎著是否要對號入座將鄭捷視為一個「人格疾患者」,還是切割鄭捷,好向社會保證,精神障礙者不是鄭捷不會有風險。
但我心裡知道,即便切割了鄭捷,社會看待精神障礙族群仍然是恐懼與害怕的,以及我心裡有小小一個聲音告訴我自己:「越是認識精神疾病,越知道疾病背後的故事才是把人壓倒的真正稻草,助人工作是努力跟故事工作,進入精神障礙者的世界提供一些支援,一起撐住那脆弱的世界。面對鄭捷,一定是什麼機制失靈了?某種嚴重的因,導致今日可怕的果。」
但對於鄭捷故事的描述,始終是太少。之後發生的小燈泡事件,更對社會是一記沉重的打擊,王景玉因為幻聽干擾,認知障礙混亂,割頸傷害小燈泡當場身亡。長年跟精神障礙者工作,我透過細緻的工作掌握他們的情緒變化,深知精神障礙者的善良與可愛,王景玉絕對是特例,但特例又如何呢?一個特例就造成了挽回不了的傷害,若同理家屬的痛苦,面對社會大眾的恐懼,我又該如何回應呢?
「我們與惡的距離」又將難題重新帶回大眾眼前,複雜的故事本來就無法簡化地理解,所謂的惡人是經歷了多少故事,走到「罪大惡極」的最後篇章呢?切割與排除都不足以解決問題了,因為原子化的社會下,冷漠造就的寂寞不單單只是孤寂,而是把邊緣人排除或問題化。「我們與惡的距離」拉出的兩條軸線,一條是已經發生的悲劇─犯下重罪的李曉明,和李曉明那痛不欲生的親屬;另一條是正在發生的悲劇,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這正在下墜的人生,考驗社會能否接住,避免下一場悲劇,怎麼做才能拉遠「我們與惡的距離」這大概已是社會迴避不了的功課了。想到這我終於輕鬆了一點,我不需要證明精神障礙者是安全的,也不需要保證社會工作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只需要把難題如實地還給社會,否認或理解?接納或排除?和解或怨恨?每個人都需要決定我們與惡的距離。
(許雅婷看見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