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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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少子女化問題日益嚴峻，總生育率持續探低，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此一現象不僅牽動到人口結構，更是對於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帶來深遠影響，在此背景下，民間團體呼籲政府應重新檢視現有主流的婚育文化，從而提出「非婚生育」的政策建議，試圖突破傳統婚生子女的認知框架，藉由非婚生育的多元家庭型態，以促進生育率的回升，只不過，該項的議題現象涉及到文化、社會、經濟及政策等複雜層面，需要全面審視其可行性和相關的衝擊影響。

一、原因探究：少子女化背後的結構性條件
少子女化的根源，除了有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婚育認知觀念外，更牽涉到多重結構性因素，首先，經濟壓力係為主要的原因之一，畢竟，高房價、低薪資及高昂的育兒成本，早已是讓年輕世代對於婚育望而卻步；其次，職場與家庭平衡失衡也是重要因素，女性在婚後需面臨辭職或承擔主要家務的社會性期待，導致不婚或不育趨勢增加；此外，晚婚風氣及女性自主意識提升，使得適婚年齡向後推遲，進一步降低了生育率。冀此，將提升生育率的歸因解套，嫁接於非婚生子的單一政策性手段，恐怕是有複雜議題切割的過度化約之嫌。

至於，作為一項可能解方的非婚生子，雖然在歐洲國家已獲得一定程度的接納，但是，華人社會仍要面臨文化保守及道德裁判的諸多挑戰，，況且，該項非隨機抽樣的民調結果顯示，只有在保障非婚家長撫養義務、財產繼承權及提供公共托育服務等制度完善的情況下，民眾才會逐漸接受非婚生育，這未嘗不是再一次突顯，關注的重點不全然在於「婚」與「生」之間的相互脫鉤或斷裂，而是「非婚」和「生育養」的保障機制，要如何真正建置到位。

二、改善對策：政策建議與配套措施
要有效應對少子女化問題，政策的制定更須從根本上解決年輕世代的真實痛點，以下為幾項的具體建議：

1.完善公共托育系統：建立費用親民且品質可靠的托育服務機構，減輕新手父母的經濟負擔及照顧壓力，以北歐國家為例，其高比例非婚生育與相對高的總生育率，部分歸功於其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在這部分，台灣固然可以借鑑此模式，但是，作為最終父母的國家角色定位及其社會福利屬性廓清，將會是接踵而至的思索課題。

2.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政策：企業應提供彈性工作時間、遠端工作選擇及職場托育服務，減少女性因生育而面臨到的職涯中斷風險；同時，政府應提供更多條件誘因和親職素養，鼓勵男性參與家庭照顧，以促進兩性平衡，然而，如何正視現行性別體制所加諸對於女性的各項壓迫性角色扮演，這方面實有進行包括認知行為和典章制度等通盤性檢視之必要。

3.保障非婚家庭權益：藉由法律的制定或增修，以保障非婚家長的撫養義務及財產繼承權，並推動反歧視法案，藉此改善全社會對於非婚生育的負面觀感和認知教育；同時，宜嚴肅思考代理孕母制度，但是，需配套嚴格的法律規範以避免倫理爭議。

4.推動多元家庭模式：透過認知教育與公共宣導，提升社會大眾對於多元家庭型態的包容度，包括未婚母親、同性伴侶及非典型家庭等，這不僅有助於提升生育率，也能展現台灣作為多元、包容和共融社會的進步形象。

5.經濟支持與住房政策改革：降低房價、提升薪資水準並提供更高額度、更靈活的育兒津貼，以直接減輕年輕家庭的經濟壓力，特別是針對單身母親或非婚伴侶家庭，可設立社會性投資的專屬基金。

三、批判性反思：政策推動中的挑戰
儘管上述對策具備一定的可行性，但推動過程中仍存在諸多挑戰，首先，文化保守性和道德審判可能成為一項無形阻礙，誠然，台灣已實施同性婚姻，但未婚生子仍未被廣泛接受，如何在政策推動中得以平衡傳統價值與現代多元需求，這會是全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變遷課題，換言之，針對特定議題而來的表達性需求，實有待翔實的評估機制。

其次，公共政策的操作性界定，尚待進一步的釐清，畢竟，攸關到非婚生育者的保障制度，可能涉及到複雜的法律、經濟及倫理問題，包括如何界定非婚伴侶關係、如何確保撫養義務履行、如何平衡非婚家長與子女在法律上的權益，以及如何避免制度的被濫用；除此之外，若未能同步推動公共托育及住屋、房價政策改革，即使是鼓勵非婚生子，也可能因缺乏實質配套支持，而讓效果有限。

最後，少子女化問題不僅是國內挑戰，更是一項全球性議題，台灣除了參考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也需要考量到本地文化及經濟條件，藉此避免淪為盲目的移植主義。

四、結論與展望
少子女化問題是台灣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國安議題之一，非婚生育政策作為一種創新解方，雖然，兼具有潛在可能性的另類選項出路，但其推動需謹慎考量文化、法律及社會結構等方面的挑戰，唯有透過多方合作，包括政府、學界、民團及企業，共同建構完善的政策與配套措施，才能真正改善少子女化困境。

未來，我們需要以「婚—生—教—養—衛」為核心框架，重新審視適婚年齡、生子意願及養育條件等關鍵議題，畢竟，這當中所糾結的干擾變異因子及其相應的命題旨趣，當比想像中來得深邃、複雜，像是：

一、推動非婚生育者保障制度，究竟是想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可以解決到什麼程度，以及又會衍生出來什麼樣的衝擊影響；

二、扣緊非婚生母、非婚生子女、非婚生父、非婚家庭各自最佳利益與相對權責關係，要如何取得衡平的角色扮演和責任義務；

三、回歸於『婚—生—教—養—衛』的關懷意旨，該項非婚生育兒制度實則隱含諸如早婚、晚婚、遲婚、不婚、閃婚、離婚、再婚之『婚』；受孕、懷孕、難孕、不孕、代孕之『孕』；早生、晚生、多生、少生、不生、難生之『生』；以及凍卵、健孕、健產、母體、胎兒之『兒』等變異組合；

四、除了有非婚生子或代理孕母等配搭制度思考外，有無回歸於『適婚—當育』的根本提問及其不論那種家庭型態都必須要面對工時、薪資、住房政策等『安居—樂業』和『願婚—樂生—能養』的基本反思。

總之，從僵化到變通以及從不可行到可為性的該項非婚生育者保障制度，關乎到「非婚生子」或「非婚育養」的糾結謎團和配搭性措施，這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真正針砭所在。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3.04：「改善制度，托盟調查：6成8民眾可接受非婚生育」）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