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言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社工學分班學生）

 

報載，2018年某男子吸毒後弒母，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今年（2020年）的8月20日二審卻改判為無罪，此一逆轉的判決引來社會的諸多關注，這也使得該起「無罪判決」案例背後所隱含加害者犯罪脈絡，實有進一步討論之空間。

據臺灣高等法院新聞稿中所述，法官依被告施用毒品檢驗報告、證人證言認無殺害動機及精神鑑定結果，引用＜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辦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法官依法判決無罪，以責付地方政府衛生局依＜精神衛生法＞處理為其補救措施。司法判決依法裁處，然而，民眾只論結果，是否有違及到民眾認知和情感期待，特別是後續處理及其衍生問題，這才是問題癥結之所在。

首先，此案件檢驗出安非他命外亦包含丙酮類多項毒品，長期使用安非他命（amphetamine）是會造成生理、心理依賴及成癮性，且會出現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相關的症狀包括猜疑、幻聽、幻覺及情緒不穩等，伴隨而來自殘或暴力攻擊行為等；而卡西酮類物質雖屬三級毒品，但是，與安非他命同屬中樞神經興奮劑，其危害性也類似安非他命；而『多項毒品』是否也意味著毒品交叉混合使用？其對於從個人生理及心理之戕害、家庭成員之傷害到社區安全、社會治安之危害，雖然這些的新興影響精神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簡稱為NPS），在化學結構上有些微改變，但是，仍然是保有原本的藥理作用，形式多樣化且多重化毒品之混合，其施用之危險性及傷害性，著實叫人感到堪憂。

再則，地方政府衛生局依＜精神衛生法＞處理此案，係要回歸社區或強制就醫？由「犯人」轉為「病人」以及由「警政」轉由「衛生」單位接手以進行後續的相關處置，特別是有無再次的專業評估來擇選適當的處置場所，藉以消弭社會大眾的恐懼？連帶地，司法精神病院議題也再次被掀起討論，社區「鄰避效應」國家機器從戰略謀定到戰術施行，能否有其包括應然與實然的策進作為？由施用毒品所致精神疾病應屬後天個人使然，與先天遺傳或後天環境造成之精神患者不同，前者，究其導致精神疾病歸因事由，從『防制』到『防治』、從『戒治』到『治療』、從『安置』到『放任』及至『排斥』到『接受』，從個人、家庭、社區到社會所付出成本與代價之巨，「究責」與「避責」不單單只是一字之差，而且無論最後的上訴結果，午夜夢迴後，警政、社政及衛政等相關部門，又該如何協助個人的身心靈復歸、家庭情感復元、社區能量復建及社會秩序復返？

最後，母慈子孝已從社會現象蛻變為想像與圖像，社會安全網如何編織成安心、安穩且安全的網絡，從個體生命到總體社會，個人生命歷程架接在社會變遷軌跡上，這又豈止一個「變」字可以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