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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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臺灣社會，晚婚、離異及少生的趨勢日益明顯，對於人口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這使得相關聯的社會性挑戰，是有相與對應的延伸性思考。

誠然，「晚婚—離異—少生」的議題現象，反映婚姻與生育的結構性問題，這其中包括有；（一）晚婚現象日益普遍，平均初婚年齡已達男性33歲、女性31歲，形成結婚年齡的推遲情形；（二）離婚率亦居高不下，每年約有五萬對夫妻選擇分手，近年來每兩對結婚就有幾近一對離婚；（三）近十年來臺灣出生率持續下降，2022年的總生育率僅約1.2，遠低於人口替代水平，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今年（2025年）臺灣的新生兒數量僅為72,778人，較去年（2024年）同期減少13,000人，降幅超過15%，此一數據不僅顯示出生率的下降，也反映了婚姻與生育的壓迫性結構問題；連帶地，結婚率的持續降低與離婚率的上升，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著實影響到家庭結構、教育系統、勞動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所交織產生的複雜社會問題，迫使不得不重新審視當前的婚姻與生育選擇，況且還有人口數量及其素質雙重性羸弱的基本提問。

至於，該項「晚婚—離異—少生」議題現象的背後，存在有諸如個人價值觀的轉變、經濟壓力的增加、社會文化變遷以及公共政策失靈等多樣因素，像是：（一）快速的社會經濟變遷，使得年輕人面臨更大的生活壓力，許多人選擇推遲結婚和生育，抑或晚婚少生，藉此追求職業發展和經濟穩定；（二）其次，傳統婚姻觀念的變化和個人主義的興起，年輕世代對於婚姻的期待與過去大相徑庭，不婚也是其中的選項，離婚也諸多家庭樣態中的一種，畢竟，個人主義與追求自我實現已成為主流價值，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及職場參與率上升，使得傳統家庭角色分工受到挑戰，更遑論離婚合法化與社會接受度提高，造就人們對於婚姻穩定性的期待降低；（三）再則，高房價、高生活成本及薪資增長停滯，使得年輕世代在婚姻及生育方面更加謹慎，尤其是都會城市裡高昂的育兒成本，成為阻礙生育的重要因素；以及（四）最後，政府公共政策的不足，缺乏有效的家庭支持措施，更使得年輕家庭在生育和育兒方面感到困難。

冀此，針對目前的婚育生危機，理應是要從多方面入手進行改善，包括有；（一）關乎到公共政策層面，政府應加強對年輕家庭的支持，包括提供經濟補助、育兒津貼和完善的托幼服務，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二）關乎到友善職場層面，推動彈性、靈活的工作制度，鼓勵企業提供更友善的工作環境，以便年輕人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三）關乎到社會文化層面，應該加強對婚姻與家庭觀念宣導的認知教育，藉此提升年輕人對婚姻的認識和重視；（四）關乎到時代變遷層面，透過媒體宣導多元家庭模式及性別平等理念，改變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以重新定義婚姻與家庭價值。

誠然，儘管上述對策可能有助於改善當前的危機，但是，其可行性和長期效果仍然需要批判性反思，特別是推動政策的過程中，須注意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應根據不同地區的人口結構特徵，量身訂製適合地方需求的區位政策，藉此避免政策的單一化和不均化，以適應新時代的需求，尤其是從「晚婚—離異—少生」到扣緊「婚—生—教—養—衛」而來的「願婚—樂生—能養」，如何得以有一圓安居樂業的生命文本，以此觀之，現有政策顯然僅是聚焦於短期解決方案，忽略了長期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例如政府雖然提供育兒津貼，但未能有效應對高房價及低薪資問題，導致政策效果有限，至於，傳媒和社會文化在塑造人們對婚姻與家庭的期待方面扮演關鍵角色，但是，過度商業化的呈現方式，反而是可能強化婚育的工具主義，而非用以促進家庭本位價值。

總之，晚婚、離異、少生現象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趨勢，臺灣地區亦不例外，這些現象不僅影響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也對人口結構、經濟發展及社會資源配置產生深遠影響，這部分自當是要有進行整全、多層之通盤性變革的必要。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5.09.12：「寄語新任衛福部石部長」）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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