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前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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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6年各國女性就業、生育率的統計顯示，台灣在33各國家中敬陪末座，這其中女性的就業率約5成，每位女性總生育子女數僅1.2名，這除了落後於香港、南韓、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外，和冰島女性就業率逾8成6、總生育率約1.8以及瑞典女性就業率逾8成、總生育率逾1.9相較，簡直是望塵莫及。

姑且先不去論及台灣女性就業與生育率敬陪末座的客觀事實，而是這二項變遷指標背後所糾結的結構性意義，畢竟，一半左右的女性就業率及其偏低的生育率，這兩者之間的拉扯互動，是有其關係或因果相與釐清的必要性，誠然，倘若是少子女化係為一項客觀的生育事實，那麼，何以會出現不優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這當中是否有其交易成本、機會成本的主客觀考量，抑或僅是淪為某種的共輸的逆選擇。准此，關乎到女性就業與生育率的掛車尾現象，宜有其從微視到巨視之綜融性考察的必要，這是因為：

首先，回應於婚姻斜坡之於『下娶』與『上嫁』的婚配事實，這使得即便女性成為家庭生計的經濟戶長比率，已經是出現逐年增長的發展趨向，但是，性別角色扮演的認知基模，一直還是進行男女性別分工時所憑藉的經驗架構，如此一來，美其名女性會因著教育投資而來的職場競爭能力及其相與縮減的兩性薪資差距，但是，從公共領域的經濟自主到家庭私領域的生命自主，這多少突顯出來當下擁有較多出路選擇的女性，是否會掉落在選擇兩難的迷思之中？如此一來，子女生得少所空出剩餘下來的人力資本，是否就等同於女性勞參率一定要有對應性的增加，這一點是有待商榷與議論的，畢竟，少生的量化多少隱含教養期待的質性投射，至於，當代核心家庭不斷增加的客觀事實，又何嘗不是指陳出來過去家庭或家族所扮演穩定支持的能量與能力，業已隨著社會變遷及其衍生需求而出現家庭羸弱與怯弱的發展性危機，換言之，此一家庭守護與守護家庭的防衛機制，要如何因勢利導以進行外部力量的必要性培力，這才是用以考察女性就業與生育率偏低的切入所在。

總之，相迎於性別主流化的國際普同趨勢，那麼，該項「男女有差異、兩性要平權」的核心精神，多少是要有特定時空環境脈絡的分殊考量，就此而言，每位女性總生育子女數僅1.2名的少子化現象，理當要進一步擴及到從晚婚、少生到教養的串聯性思考，至於，約莫5成的女性就業率，斷然不僅止於如何得以提升女性勞參率的技術變革，而是還原回到規範性層次的性別軸線，亦即，吻合主流社會的常態性裁判之於女性『做性別』（doing gender）的結構性被害，畢竟，女性要如何開展隱形翅膀以求出頭天，這不單單只是女性己身所可以一手托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