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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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新北市發生一起重度身障女子與其日籍前夫在家雙雙身亡的悲情事件，根據報導，該名女子的前夫在臺灣並無正式的公民身份，且自2021年離婚後便經常往返於日本與台灣而未長期居住，這起事件揭示了高風險家庭的多重性、脆弱性和複雜性，尤其是非本國籍身分的照顧者，欠缺應有的支持與守護，最終導致悲劇的發生。

誠然，這一起糾結有重度身障、離婚後又同居、照顧者非本國籍且無替代照顧者等條件情境所交織而來的照顧者殺人悲歌，除了直指現行有待改進的社安網機制運作外，諸如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是否合一的系統鈎記、福利身分或資格確認的把關設計、形式審查或實質協助的多重管道、多元文化家庭或新住民的公共資源可及可近性、在地關懷的社區守護網絡建置、跨局處的橫向對接體制、長照家庭保護性議題的事前防制、一線專責人力的有待補實和敏感辨識度、一主責多協力的網絡合作銜接等壓迫性結構環境，均有必要進行整全與多層的深入檢討，這是因為：

事實上，從身障鑑定到低收實訪早有其相與對應的列管機制，像是身障服務中心、社會福利中心及其相與延展出來的方案專責人員，如此一來，如何確切落實這類高風險家庭的具體需求評估和後續執行效益，多少凸顯該起事件的背後隱藏諸多制度性漏洞，尤其是隨其快速社會變遷所衍生出來人、事、時、地、物與原因等變異情形，現行的機制設計確實是欠缺與時俱進的制度性靈活調整策略，最為明顯的便是，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的系統鈎記問題，許多經濟弱勢戶的實際居住地與戶籍地不符而難以獲得動態監測的應有支持，更導致一線人員無法進行有效的協助；連帶地，就其福利身分或資格確認過程當中，著重於形式要件的制式規定，更是讓有實質需求的高風險家庭，無法獲得要有的公共資源挹注；此外，對於新住民家庭的社會性支持極度不足，這也是一大的社會性相融問題，一方面，因為語言或文化差異，新住民常常難以融入主流的照顧體系，致使面對困難時，新住民及其家庭缺乏必要的社會性支持，更遑論於替代照護者的可能選項及其應該要有的生活秩序重整，此一社會性漠視的消極作為，也讓上述多元文化家庭的這一起長照悲歌，當只是冰山的一角。冀此，在這裡的思辨真義在於將求助當事者的「個體」、無助家庭的「集體」及其協助典章制度的「整體」，鑲嵌串聯成為一項「以人為重—以家庭為要—以社區為先—以國家機器為後盾」的守護體系。

總之，新北市的照顧者殺人事件不僅是一件悲劇，更是一個警鐘，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現行社安網的設計與運作，特別是如何加強制度性改革、提升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建置社區守護縝密網絡、家庭及其人口結構變化對長照需求影響等突破性作為，來讓每一個弱勢群體能夠在這個階層深化的當代臺灣社會中，獲得應有的關懷照顧和權益保障，遠地不說，根據衛福部統計，2024年之際的全國極重度身心障礙者有13萬9,615人，重度者則達20萬7,434人，若果依其新制身心障礙類別與等級表，植物人多屬於意識功能障礙的極重度等級，因為喪失自主意識與認知能力實為最嚴重身障類型，這類生活完全無法自理且需要長期照護的個案與家屬，更加突顯最終父母的國家器有其積極介入與多方支持的必要和重要性，畢竟，這當中所隱含的是照顧後壓力症候群、創傷知情、深井效應及其所引爆照顧悲歌的可能壓線。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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