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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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勞動部發布〈友善職場育兒彈性工作安排措施獎勵及補助要點〉,宣布將自明年(2027年)的1月1日起,撫育未滿12歲子女的勞工,只要企業同意,即可申請每日減少至少1小時工時且不扣薪,勞動部亦將透過地方政府提供三大補助,第一,薪資補貼:符合每月實施至少10天、累計3個月且減工時達30小時者,每人每年最高補助企業4.5萬元,每家企業上限135萬元,第二,職務代理津貼:補助企業發給代班同事每小時100元、每日最高800元(每月上限1.76萬元)的津貼,且此津貼不得替代法定加班費,第三,替代人力招募補助:針對200人以下中小企業,若在勞工請孕產育兒假期間新聘3個月以上且連續工作30天的替代人力,定額補助2萬元,若中小企業建立五項友善制度,另加碼10萬至15萬元獎勵。
然而,因為並未同步修正〈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9條,致使該要點僅屬獎勵性質而非強制規範,也就是說,雇主不僅保有准駁權,30人以上企業依法仍可扣薪,30人以下企業亦可直接拒絕,這使得需要端看雇主臉色的該項勞工權益,實有醜表功般的鏡花水月而難以仰望,畢竟,國家透過友善職場育兒補助系統、按季審核、時數累計門檻(每月10天、累計3個月、滿30小時)等標準化行政文本,將家長每日接送孩子、應對突發照顧需求的具體身體經驗和情感勞動,轉化為可被官僚體系計算、稽核的經濟補貼數據,在這個運作邏輯裡,真正的主體並非面臨照顧壓力的育兒勞工,而是申請補助的事業單位與審核撥款的地方政府,換言之,藉由對企業的財政誘因,國家機器巧妙地將育兒照顧的公共責任,外包給市場與雇主善意,進而掩蓋了勞動法規未能強制保障勞工的積極性作為,而讓福利促進的殘補思維優先於權益保障的社會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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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四點半的日光,斜斜地切過辦公桌的隔板,像一柄微溫的鈍刀,將人的魂魄一分為二:這其中的一半係留在未竟的報表與會議紀錄裡,另一半則是早已越過車水馬龍的街口,焦灼地守在小學紅磚圍牆外,那是為人父母最隱微,但也是最普遍的黃昏時刻——在時間的狹縫裡喘息,在生計與親職的鋼索上維持搖搖欲墜的平衡。

近期的勞動部發布〈友善職場育兒彈性工作安排措施獎勵及補助要點〉,宣告自2027年起,凡是撫育未滿12歲子女的勞工,只要是「企業同意」,便可申請每日減少至少1小時工時且不扣薪,並輔以薪資補貼、職務代理津貼與替代人力招募補助等各項財政誘因,這一紙看似溫情脈脈的勞政公文,實則在「如果企業同意」的六個字上,露出了政策肌理中最深沉的怯懦和斷裂,尤其是當育兒時間的歸還必須仰賴資方的恩准,這究竟是一場結構性的平權解放,抑或僅是國家機器以財政補貼,來粉飾太平的鏡花水月?

一、從最終父母的國家責任到為人父母的親屬責任:建制民族誌下的文本轉譯
在現代福利國家的政治哲學中,國家理應有其「最終父母」的角色扮演,承擔起保障兒童福祉與支持家庭再生產的公共責任,然而,透過建制民族誌的視角審視,我們卻是窺見到國家是如何透過統治關係的運作,悄然地卸除了這份應該要有的重擔責任。

在該項獎勵及補助要點的行政文本裡,家長每日接送孩子、應對突發高燒與功課陪伴的具體身體經驗和情感勞動,被徹底抽離了血肉,轉譯為友善職場育兒補助系統中冰冷的稽核數據:每月實施至少十天、累計三個月、減工時滿三十小時、按季審核撥款等,在這個標準化的官僚運作邏輯裡,真正被賦權的主體並非在照顧重壓下掙扎的受僱者,而是申請補助的事業單位和審核撥款的地方政府,尤有進者,國家以新台幣58億餘元的經費預算作為中介,巧妙地將育兒照顧的公共責任,外包給市場的逐利算計與雇主的個人善意,於是乎,本該是要由全社會所共同承擔的再生產成本,再次被悄無聲息地推回私領域,逕自化約成為父母雙親甚或是女性母職,所必須要自行吞嚥的親屬責任。

二、職場育兒的三大結構性困境與理論批判
若將這套獎勵辦法置入於台灣真實的勞動現場,我們便會發現到,在缺乏法律強制力的前提下,制度設計非但無法消弭歧視,反而可能與既有的職場文化共謀,藉此加劇三種不友善的育兒處境:

第一、「母職懲罰」與「理想工作者」的隱形排斥:在傳統職場文化中,理想勞動者被預設為全天候待命、無家庭牽絆的無性主體,尤其是當減工時必須經由「企業同意」時,提出申請的勞工——在性別分工尚未完全翻轉的當下,多數仍是女性——便立刻自我標記為承諾度不足的邊緣勞動力,藉此印證所謂的「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就此而言,即使雇主並未明目張膽拒絕,但卻可能在考績評等、升遷路徑與核心工作分配上給予隱性懲處,致使女性陷入「要孩子還是要前途」的零和博弈。

第二、「職場同儕怨懟」與「情感勞動轉嫁」:要點雖設計了每小時一百元、每日最高八百元的職務代理津貼,試圖緩解代班同事的壓力,著實忽略了台灣企業普遍「一個蘿蔔一個坑」的人力精簡常態,根據社會交換理論與組織公平理論,當核心業務量並未減少,微薄的津貼往往不足以抵銷代班者額外承擔的時間擠壓和心理負荷,連帶地,「津貼不等於加班費」的法規界線,在勞資權力不對等的中小企業裡極易模糊,久而久之,不僅制度未能創造互助,反而是在勞工內部製造出育兒特權與單身剝削的對立,讓申請者背負沉重的愧疚感,最終因同儕壓力而「有假不敢請」。

第三、「企業規模落差」與「勞資協商失靈」:台灣超過九成為中小企業,在勞資權力高度傾斜的壓迫結構底下,缺乏工會集體協商機制的基層勞工,根本無力與雇主進行對等談判,透過新制度主義的視角觀之,獎勵辦法在缺乏罰則和強制規範的情況下,極易淪為大型企業用以妝點企業社會責任(ESG)的門面工具,特別是受僱於30人以下微型企業的廣大勞工,在面對雇主「人手不足、共體時艱」的道德勒索時,連開口詢問的勇氣都已耗盡,以至於形成了嚴重的制度性落差。

三、從殘補思維到結構賦權:勞動法制的六重典範轉移
要打破這場「看雇主臉色」的困局,我們必須推動勞動政策與法制思維的徹底重構:

(一)從殘補思維到社會性投資:現行的補助要點依舊是停留在將育兒視為「特殊困難」的殘補式福利,僅是對那些願意配合的企業給予事後補貼,為此,我們必須轉向所謂的「社會性投資」(Social Investment)典範,將育兒的彈性工時,視為是維繫勞動力永續與人口再生產的基礎建設,而非企業的額外負擔。

(二)從福利增進到權益保障:減工時不應是雇主施捨的恩惠,而應是勞工與生俱來的基本勞動人權,唯有將請求權與薪資保障法制化,才能使育兒勞工免於在每次請假時都要經歷一次尊嚴的折損。

(三)從為母則強到配偶共親職:社會對於「為母則強」的歌頌,實則是對父職缺席的浪漫化掩飾,對此,制度設計必須打破照顧責任的性別化標籤,將陪產檢假與陪產假正名為「生產準備假」,並透過制度誘因強制或鼓勵雙親共同分擔減工時照顧,來讓父職不再只是家庭裡的臨時幫手,而是與母職並肩的共同承擔者。

(四)從有所權變之行政辦法到依法辦理之法令增修:行政命令位階的獎勵要點,隨時可能因預算排擠或政局更迭而萎縮,冀此,政府必須正視〈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九條的修法工程,不僅應將適用子女年齡從3歲正式上修至12歲,更應賦予減工時期間的薪資補貼法源基礎,終結「修法做半套」的行政便宜行事。

(五)從雇勞兩造到國家角色:在微觀的勞資關係中,勞工永遠處於弱勢,國家不能僅退居二線以充當發放支票的出納員,而是必須要強勢介入勞資權力天平,透過勞動檢查、資訊公開與反歧視申訴機制,為基層受僱者撐起遮風避雨的法制傘蓋。

(六)從形式鬆綁到實質性平等:表面上給予所有企業「自由申請」的空間,乃是一種假中立的形式平等,因為,它無視於不同規模企業與不同性別勞工,在起跑線上的結構性不均,以此觀之,唯有透過制度傾斜——例如提高雇主拒絕的門檻、建立中小企業公辦人力池——方能真正達成保障照顧者生存和發展空間的實質性平等。

四、寫在黃昏之前:讓每一雙牽起孩子的手都不再顫抖
政策不該是懸在半空中的海市蜃樓,而應是鋪在腳下、實實在在能走回家的路,要讓這份美意真正落地,政府在2027年正式上路前,仍須補上幾塊關鍵的拼圖:

首先,提高雇主拒絕門檻,建立「書面說理」與舉證責任倒置機制,借鏡各國的立法經驗,明定雇主若拒絕勞工的減工時申請,必須提出具體、客觀且書面的營運困難證明,而非一句輕描淡寫的「業務繁忙」便能打發,並將拒絕理由納入勞動檢查的稽核範疇。

其次,將補助款項直撥勞工或建立專戶信託,確保薪資補貼與職代津貼,精準地落入實際承擔照顧和代班責任的受僱者口袋,藉此杜絕企業截留或變相抵扣獎金的道德風險。

再則,由地方政府建置區域性的友善育兒人力支援庫,協助30人以下微型企業媒合訓練有素的臨時替代人力,從根本解決中小企業「有錢也找不到人代班」的結構痛點。

最後,定期公開企業申請與核准的性別統計數據,讓友善職場不再只是企業年報裡的華麗修辭,而是接受公眾檢視的一項透明承諾。

誠然,生命裡最是溫柔的時光,往往就藏在牽著孩子走過巷口的那十分鐘裡,那雙還帶著奶香與鉛筆屑氣息的小手,不該在等待中逐漸冰涼,至於,在黃昏裡奔波的父母背影,也不該被制度的冷漠壓彎了腰,祈願我們的法律終能長出溫熱的骨血,讓每一個為人父母的受僱者,都能在四點半的陽光裡,坦然、無懼且有尊嚴地優雅轉身,據以去擁抱他們最珍愛的人間煙火。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報導,2026.11.17:「有12歲以下子女勞工『如果企業同意』,申請減少工時不減薪,明年上路」)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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