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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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暖化的持續加劇，極端氣候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愈發明顯，臺灣作為亞熱帶地區的一員，近年來高溫天數的增多，已成為一項的不爭事實，像是去年（2024年）高溫天數高達63天，較2023年幾乎是翻倍增加，尤其是伴隨著熱傷害病例的顯著增多，對此，立委提案修訂〈氣象法〉，研擬要將高溫納入災害性天氣，並制定高溫假標準，此舉表面上看似順應國際趨勢，旨在保障勞工健康與安全，然而，這一提案的可行性及其潛在性影響，仍需深入探討。

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的統計顯示，2024年臺灣的高溫天數已經超過2個月，而達到有63天之譜，幾乎是2023年的兩倍，衛福部的調查更是指出，熱傷害人數在2024年達到1,204人，比2021年增加了近三倍，此一系列的經驗數據清楚表述，極端高溫對於民眾生活及勞動市場的影響，不容忽視小覷，僅以建築工人、外送員等戶外工作者為例，在高溫環境下工作的這一群藍領勞工，不僅會面臨到中暑、脫水等健康風險，也可能會因為體能的下降，而導致工作效率降低甚至發生安全事故，除此之外，從國際經驗來看，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已將高溫列入職業健康風險管理的評估範疇，例如，日本制定了高溫警報系統，並鼓勵企業採取防護措施，臺灣社會若能借鏡相關經驗，或許有助於提升對高溫風險的應對能力，然而，臺灣的社會結構和勞動市場特性，使得落實此類的高溫假政策，可能要面臨到不同的挑戰。

至於，高溫天數之所增加的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全球暖化和加速城市化這兩大主因，一方面，根據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究，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增加，成為全球氣溫上升的主要因素，再則，臺灣的城市化進程同樣加劇了熱島效應，使得城市中心的氣溫比周邊地區更高，這些的交織因素共同導致高溫事件的頻繁發生；此外，從勞動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勞動市場的結構性問題，使得基層勞工必須在高溫環境下的健康風險，已經是明顯上升，許多低端勞工在高溫條件下工作，缺乏必要的防護措施，這不僅影響到藍領階級勞工的勞動風險，也會降低整體的勞動生產力。

職是之故，為了有效應對高溫所帶來的挑戰，政府應該採取以下幾項對策，像是：（一）法律框架修訂：將高溫納入災害性天氣的法律框架內，並且制定具體明確的高溫假標準，藉此保障勞工在高溫下的健康與安全；（二）健康監測：建立有效的健康監測系統，及時掌握高溫對於勞工健康的戕害影響，並且提供必要的醫療支援；（三）健康偵測與教育：加強對於勞工的健康教育，提高他們對高溫危害的認知教育，並教導應對高溫的辨識與技巧；（四）企業責任強化：鼓勵企業制定高溫應對計劃，為員工提供必要的防護措施，如提供充足的水源、休息空間等；（五）社會保障體系建置：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對於因為高溫而受影響的勞工，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持；以及（六）城市規劃與環境改善：通過綠化城市、增加透水性地面等方式減少熱島效應，同時，積極地推動節能減碳政策，以長期減緩全球暖化趨勢。

誠然，高溫假提案的提出，乃是對漁、勞工權益的社會性重視，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像是：

（一）首先，要如何確定高溫的標準，以及如何有效地執行這些標準，這會是未來需要解決的問題，畢竟，從不同行業到不同區域的高溫條件差異甚大，如何確保政策公平適用，會是一大挑戰；

（二）其次，企業的配合程度不足，也會影響讓高溫假政策的執行成效，大打折扣，換言之，如何進行從消耗品到人力投資的勞動力觀念翻轉，實有嚴肅看待之必要；

（三）再則，從結構性限制的角度來看，臺灣的勞動市場依舊存在不平等的剝削現象，低收入勞工的權益往往被忽視，因此，在推動高溫假政策時，必須考慮到社會公正問題，以此觀之，特定高溫條件底下的高溫假，不僅讓勞工有獲得的休假權利，也能夠提升勞工的生活質量，並有助於提高整體的工作效率，但是，此一政策的實施，更需具體考慮到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結構性差異，否則，高溫假反而可能會成為另一場社會不公的延伸，遠地不說，可能會因為擔心失去工作而選擇繼續冒險工作，致使高溫假政策淪為某種的形式主義。

總之，在面對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問題時，提案放高溫假是對勞工權益的重要保障，透過法律的修訂、健康監測、教育培訓及企業責任的強化，可以更從容應對高溫熱天所帶來的環境挑戰，同時，在全球暖化持續惡化的大背景下，臺灣更應積極參與國際氣候治理行動，為減緩氣候變遷貢獻力量。誠然，隨著氣候變遷的加劇，如何有效管理高溫假議題，勢必會是熱島效應如臺灣地區，所必須要面對的一項重要變遷課題。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中時電子報，2025.11.03：「逾35°C天數全年超過70天，立委提案放『高溫假』」）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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