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玉
（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從2016年的小燈泡事件到近期的愷愷遭保母虐死，乃甚至於今年（2024年）出現多起攜子後再自殺案件，及其近日所發生的幼兒園狼師事件，均以揭示台灣社會在保障兒童權利方面的嚴峻挑戰，對此，從〈兒童權利公約〉的角度來看，這些事件突顯生存權、發展權、兒童最佳利益及表意權的重要性及所需要面臨的現實困境。

誠然，該起的小燈泡事件，兇嫌殺害幼童的殘忍行徑，除了造成社會震驚外，也暴露兒童生存權的脆弱性，至於，2023年愷愷遭保母虐死事件，同樣也反映出相同的問題，特別是從在家內到家外的照顧場域，兒童的生存權都得不到應該要有的生存權益保障，就此而言，對於兒童保護議題的處理原則，是要有更為全面且長遠的考量，藉此確保兒童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這不僅僅是短期的處治目標，更是一項精進以對的持續承諾。如此一來，需要制定和執行更為完善的法律和政策，藉此確切落實對於兒童長期福祉的具體保障。

然而，就其實務的現場操作，行政機關將加害者、受害者等個人資訊予於去識別化的難以辨識，這也造成媒體報導此類案件時有如戴上「緊箍咒」般，因為害怕被行政機關裁罰，如此一來，社會大眾對於潛在危險的警覺性大幅降低，更是難以有效防範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此一癥結問題，著實提醒了我們，政策法律的制定、實施，是需要在多方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或許，保護兒少的身分資訊是出於善意，不過，如果是過於嚴格，反而可能會導致社會對潛在威脅缺乏足夠的警覺，從而無法有效保護兒少，顯然，這部分的策進作為，是需要政府、立法機關、媒體以及社會各界共同探討以尋求解決方案。

總之，對於兒童與青少年，他們不僅是國家的根本，更是最需要被保護的一群人，這個階段的人格與心性養成尤為重要，對於這些弱勢族群，本該給予更多的耐心、信心、理解，而不是甚或反而成為傷害他們的加害人。顯然，性侵事件的被害女生在後續之信任重建、正確性觀念引導及其心理創傷輔導等身心重建方面，更顯重要，對此，期盼能夠發揮真正的社工力量，給予正確的陪伴與引導，使其找回屬於自己內心的力量與希望；連帶地，相與衍生的命題思索，也包括如何宣導兒少正視身體自主權、認識性犯罪、建立正確求助機制、有效管理網路性交易氾濫等，特別是如何協助受性侵害的兒少，據以提供心理諮商、法律扶助、生活重建及復元力，從而找回對人性信任與安全感，使其得以重整社會支持和人際關係網絡。

冀此，政府應建構完整之性侵被害人的保護服務網絡，司法與社政須有橫向合作的機制設計，並且要投入更多人力及專業資源，才能讓受侵害的孩子們，在傷痛過後，寬心以平安長大，至於，在這個過程中，復元力、優勢觀點和充權等概念尤為重要，對此，復元力可以幫助受害者重建自信和適應能力，優勢觀點強調受害者內在的力量和能力，充權則是用以幫助他們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以提升自我效能感，這些理念和方法能夠更有效的支持兒少走出創傷，以迎接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