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韓國《朝鮮日報》報導，2023年北京育媧人口研究智庫的年度研究顯示，韓國是世界育兒成本最高的國家，成本高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79倍，相當於271957美元，即新台幣818多萬多；其次則為中國，養育小孩到18歲的成本約人均GDP的6.9倍，再來是德國的3.64倍與法國2.24倍。

然而說到底，韓國養小孩負擔會這麼大，原因很明顯來自課外補習費，因為光《朝鮮日報》2022年調查，韓國父母為了讓孩子讀私立補習班，平均就砸下26兆韓元，換算下來，等於每月補習費約52.4萬韓元，即新台幣12萬多，當然這還不包含基本的公立學校教育費。

正因為如此，韓國雖然是世界第10大經濟體國家，嬰兒出生率卻慘淪世界最低，因為育兒開支過於驚人，許多年輕人根本不敢生養，像是當地3月公開的生育率數據就為0.78，意指每100位婦女一輩子僅生78個嬰兒，「生不如死」的亡國感超級顯著。

在韓國，課後輔導風氣如此盛行，最大原因正來自升學考試，擠進名牌學校攸關人生職涯的發展，導致當地考生競爭激烈，尤其是高考中的「殺手試題」，考題專業到要學生解釋，關於股權資本和風險加權資產等問題，還有對瑞士發展心理學家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進行三維假設分析，說實在的，這些超深入的問題，答案根本不太可能僅靠讀課本就能作答，甚至取得好成績。

於是當家家戶戶的孩子都在補習，哪位爸媽能心安的讓孩子自學？進而造就社會詭異的「集體補習巫術」，課外補習行業甚至在疫情衝擊經濟時，業績欣欣向榮、逆勢上揚，因為父母都想消除孩子只靠線上學習，可能效果不彰的不安。

因此在韓國，父母為了籌補習費而辛苦工作、疲於奔波，還有學生睡眠不足、有空就打空，或是精神健康產生問題等等，大多都與課後補習有關。

有鑑於此，韓國政府這幾十年來的歷任總統，其實都一直試圖對補習產業進行監管，像是：

1.韓國前總統全斗煥禁止所有課外補習，可10年後，韓國政府又允許大學生擔任私人教師，並向一些教育機構頒發執照。

2.韓國前任李明博也按美國流程，對一些大學招生人員進行培訓，計劃大學招生時，全面考慮創造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等因素。

3.韓國前任文在寅則規定，每個孩子、每月收費超過700歐元的補習班必須關閉。

4.最後是韓國現任總統尹錫悅，聯手教育部計畫取消高考中的超高難度考題，降低學生對課外補習的依賴。

但多位總統頻頻對補教業「宣戰」，似乎都只治標不治本，因為有專業人士分析，韓國學生難擺脫補課夢魘，與國內經濟模式關係密切。

畢竟在韓國，經濟體基本上都由大財閥主導，可偏偏這些企業能提供員工高薪，卻不能給足職缺，加上許多財團本身就是名校的資方或股東，連帶錄取的員工也都是精英體制下的名校生，所以韓國財閥可說是補習文化的催化者與受益人，才會導致學生一旦大考失利，終其一生大概率只能領低薪，過著如電影《寄生上流》中，一家人住地下室的生活。

所以連美國《時代》周刊近來都不看好，公開表示韓國政府這一系列措施，不過都只是束手無策的「創可貼」，因為教育制度背後有更難解的經濟結構問題。

不僅如此，《朝鮮日報》還有一篇社論責罵補習業者，一而再再而三「利用爸媽對教育的焦慮進行掠奪」，鼓勵父母支付巨額補習費，以符合社會對未來年輕人的期望。

特別是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韓國，想突破階級制度，除非真的如韓國多數愛情劇一樣，子女被富二代看上，否則韓國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幾乎只能寄與考試厚望，拚搏個鹹魚翻身，改變自身和自家人的命運。（時事新聞來源：城市學，2023.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