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培玲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擔任無照社工10餘年，對於專業的傲慢（professional arrogance）不覺陌生，也間接影響我考取證照的意願，英國某電台曾對此進行相關討論，認為維持專業身份和地位、靠專業知識建立權威及缺乏安全感不肯認錯是為成因。專業人員的傲慢來自於維護自身專業的身份與地位（professional status），而身份與地位則是依據個人的資格（qualification）和資歷（Seniority）來決定，如此一來，雖能讓資深者獲得器重或是鼓勵後輩對前被採以尊重的態度，卻也可能因此助長資深者的優越感、甚為自以為是的傲慢態度，抑或是過份肯定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權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

專業人員必須肯定並相信自己的專業，但是，凡事過猶而不及，過於自信可能讓人變得自大且主觀，因而，無法接納他人的意見，乃甚至於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美國心理學家Ellis認為：「認知、情緒、行為之間有明顯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可逆的因果關係」，初入社會時因為不愉快的情緒干擾，會將專業的傲慢片段歸咎於個人特質，然後，主觀產生厭惡、排斥等負向情緒，卻未曾想過或許如客體關係理論所主張的：「人類行為的原動力在於尋求關係的建立」，表現專業傲慢的個人，可能只是缺乏安全感，傲慢僅是期待獲得他人的認同，藉以提升自我存在感。

＜醫療法＞第十條規定，醫療領域之社工師並非醫事人員，致使社工師於醫療院所多被視為行政人員，但卻是需為病患提供醫療相關服務，如：家族治療、ICF鑑定等，除專業地位難以與相鄰的醫事專業並駕齊驅外，亦使得醫療院所不重視社工人力。職涯中最直接面對專業的傲慢，便是與各職類合作照顧病人的過程，醫護人員旨在處理病人生理疾病，對於後續之心理、照顧、經濟等多元問題，甚或家庭評估則是期待社工予以協助，但卻是未能尊重社工的評估處遇而造成關係的緊張，比如：病人抱怨無法負擔就醫費用，或是單獨住院病人的照顧需求進行照會，社工評估後認為病人不符合醫療補助條件（未具低收、中低收資格或近貧戶或因單身獨居、遊民、因病長期無工作收入、婦幼保護個案或遭家人遺棄，導致生活陷入困境者），以及因其家庭支持系統佳且具自我照顧能力，而無申請看護必要，然而，護理端則是認為社工處遇可能會造成病人情緒問題而增添護理的照顧負擔。

事實上，上述跨專業的認知落差，不僅是在醫療體系，同樣也發生於大學甫畢業所任職的教育單位，面對教職及警政人員，主觀認為非行少年與個人行為直接相關，傾向以更為迅速且有效的處罰遏止行為再發生，進而忽略了學生與其它次系統間的矛盾關係。相較於社工與案主採以夥伴關係、以案主復元、增權為目的，該項互助互惠的工作模式，這也讓專業之間的摩擦，是一項得以預料的結果。

處於科技大爆炸的時代，意味著資訊和知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大量增加，工作內容和形式在短時間內亦幡然大變，職場所面對的挑戰，如同激流般席捲而來，若是準備不及隨時有滅頂的可能。為了提升生存及競爭力，還有對於專業傲慢的回擊，睽違許久我，終於下定決心將考取社工師證照納入生涯規劃，同時加入長期的研究計畫案，與參與多項專業教育訓練課程以及語言學習，老實說，不有趣更是不輕鬆，甚至有些狼狽。

記得母親對我說過一句話：「不要因為別人的讚美而沾沾自喜，因為妳沒有這麼優秀。」，這句話如同把利刃般插在我的心上，再再提醒自己的不足與不完美，甚至於可以說是枷鎖，因為它讓我不夠相信自己，但也能說是一種動力，以鞭策我不斷進步。矛盾狀態的我，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容易有超出負荷的努力，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失落與空虛感也隨之而生，甚或是對自己提出嚴正的質疑。

回歸最初選擇進修的目的，是為了考取證照以反應對於社工專業的維護與尊重；再則，是面對外在的變動而主動選擇提升自我競爭力。如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提出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概念，其生產工具來自於所擁有的知識，任何國家、產業、公司的競爭地位，益發取決於知識工作者生產力的提升，反之，這群人也可能成為最昂貴卻是最沒生產力的族群。因此，我的努力在於提升自我的價值與生產力，而我的自我認同來自於自身所專精的知識。

持續進修是讓所擁有的知識更為精進的方式，台灣大哥大東信電訊副總經理王宇鎮表示：「做為一個現代人，面臨多元的環境，如何活得有自信、快樂，最重要的就是學習吸收的能力，這已經是每人必備的基本能力」。我想我不會放棄社工這份職志，無論未來是否續留台灣，但是，持續學習、不停止成長的腳步，絕對是必要的自我投資，即時，這當中的狼狽過程，我也甘之如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