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婉娟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自從2019年12月發生COVID-19的疫情大爆發,影響到全球人類的生命身體健康、身體自由、經濟活動和生活日常,這可謂是另類的第三大世界大戰,不同的是,本次的戰爭要共同抵禦的敵人,乃是無孔不入的新冠肺炎病毒,畢竟,現今全球化底下的經濟、旅遊、人際交往,是如此的密切、密集,倘若還是維持原來的生活模式,勢必只會造成病毒的擴散和蔓延,這也考驗著每個政府必須要在原有的生活運作裡作最小改變,抑或是積極介入人民生活以進行有效的控制,這兩者之間取得某種的衡量思考。

綜觀我國在防疫上的策略、宣導和控制,與其他國家相比,成效和成績似乎看起來是不錯的,因為在今年(2021年)的5月11日以前看來,似乎都沒有太規模擴散的「表現」,即便過程中有幾次的小爆發,但是,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公布給民眾的資訊看來,幾乎都是可以找得到感染源,所以,也一直宣稱沒有所謂本土疫情的大擴散情況發生,上述的情形,看起來是好的,但是,這其中也不能不注意有些為人詬病的地方,像是未能針對可能被感染的人民或區域,做出更多預防性質的擴大篩檢,至於,不願將其相關資訊即時告知人民;抑或只是消極等著有爆出案例,再行追蹤感染源(或者說是在追著病毒跑)等。

顯然,這些詬病也隨著疫情的開始升溫,且連續爆出多起無法明確追蹤感染源的本土案例,或是讓人覺得疫情是可能會出現失控的情境,對此,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疫情管制上的多方失靈議題,其實從過去到現今我們可以看到,在疫情剛爆發時,國家治理者採用的便是一個中央控管指揮的集權或極權系統,權力的使用也都是集中在中央手中,人民和地方政府則要是完全配合中央的政策,最初採取的是較嚴謹的態度,包括境外的嚴格管制措施(隔離和檢疫的措施、入境管制)、搶先宣導戴口罩來防護病毒傳播,但是,隨著時間的拉鋸,近期看到的卻是較寬鬆的政策和態度,例如放寬華航機組人員檢疫時間、外交泡泡或經濟泡泡的實施、記者會時經常迴避問題的細節或淡化問題的嚴重性等。

如今在社會中可以看到多股力量在對抗,一是國家不想讓大家認為疫情有擴散的危機(不想讓人民覺得疫情可能會變嚴重);二是民眾對於國家的防疫作為和資訊不透明感到憂心;三是可以看到國家體制外的專家頻頻示警,最後只剩下少部分媒體的強力監督和批判(任何的批評都會受到網軍的圍堵),僅就近日越趨緊張嚴峻的疫情情況,彰顯出來的是國家治理及其權力運作的弔詭之處,或許可以從中央不願擴大篩檢和資訊選擇性公布談起。

講到預防性的篩檢(擴大篩檢或普篩),先不去涉及台灣是否有做更大篩檢的必要,反觀之下的其它已開發國家,在面對疫情上,多有做擴大篩檢或是提供自費篩檢的選項,在疫情控制上擴大打擊面或是讓人民有權利去自行篩檢,這也可使被感染者甚至包括無症狀感染者可以被找出來,使他知道自己是帶原者,不再傳播給他人,反觀台灣的疫情篩檢,皆是建立在嚴格和有條件的標準下,須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標準和同意,下才可以做篩檢,在自費篩檢上只限於中央規定的「特定對象」,或者是人民在診所求診時,透過一線醫生的判斷認為疑似時才可以進行篩檢。

將篩檢的權力下放給一線醫生,而醫生又如何能夠透過不篩檢來判斷進而找到感染者呢,何況COVID-19還是會有無症狀感染者的情況?除非是較特殊的症狀展現或是在醫生的警覺性下,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也就是找出感染者,但是,一般來說,在缺乏檢驗工具下,醫生或許只能依照經驗,從病人的症狀和所謂的TOCC問診來做判斷,若是較為保守的醫生來做判斷或是考量到不想讓醫護資源有過多的浪費,也會面臨到另外一種風險,那就是,錯過找出感染者的機會,而使這些感染者在社區裡不自覺的繼續傳播給其他人。

無法將這些的誤判責任歸咎於醫生,而是彰顯著中央並不想有過多的進行篩檢,也不願將更多的資源和較多的權限,下放給基層的醫生或一般民眾,醫生沒有太大的權限和充足的工具,當然人民更沒有想篩檢就篩檢的選擇權利,就連自費篩檢的選擇也是被限縮的,所有的人都須遵守中央的指示和規定來篩檢。

上述只是一些關於中央掌權的例子說明,真正想說的是,我國家的篩檢工具是掌握在國家手上,由國家判定什麼樣的人才可以使用,中央從來不太想進行大規模篩檢或普篩的原因究竟為何?係來自於疫情的醫學專業的判斷考量?還沒發展出更快速的篩檢工具,致使台灣的篩檢量,還不足以大量篩檢?或是因為篩檢的成本過大,國家無力負擔以及在行政上有窒礙難行之處?以及出自於政治的考量,一旦全面被篩檢出來,將會造成台灣要去揭開漂亮成績的表象,致使台灣的防疫成績單有了汙點,對於執政者來說,這是一個可以維持政權的漂亮成績單?

至於,一旦擴大篩檢,政府有沒有量能處理後續染疫者的隔離或是治療?以至於不進行大量篩檢的利多,乃是出自於政治利益的諸多考量,因為表象下已既存的諸多腐敗,只要不去揭開最後一層面紗,還是能夠先好好過一段日子,之後也許不會太糟,而且藉由不篩檢和資訊不透明,以讓疫情控制可以維持表面和平,讓台灣經濟繼續正常運作,然而,這樣近利、便宜行事的治理思維,考量的是自己的政權維持,如此一來,疫情的大爆發所帶來的便是系統性運作失靈的全面性損害。

最後,關於台灣的疫情資訊透明度,若是國家的行政量能和能力,尚無法更積極與完善解決的疫情問題,也不應該掩蓋問題和不告知相關危機的發生風險,更好的做法乃是,國家將在專業上所擁有、蒐集到和整理好的資訊告訴人民,讓人民可擁有更正確的資訊,來判斷自己生活的次佳決策,較此讓所產生的緊張或焦慮,成為一種的自我保護或警惕效果。總之,國家不應一方面將權力控制在手中,將人民的資訊權給剝奪了,這也喪失了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公民政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