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幸伶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從今天（2020年6月19日）開始，觸法的兒童將回歸到教育和社政體系，不再走司法系統以進出法院，這是我國接軌《兒童權利公約》的一大步，只是，與此同時，教育體系和社政體系的接手轉銜機制都準備好了嗎？在在有它值得關注之必要。

〈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的修正，在108年6月19日經總統公布，這次的修法有新增3條、修正27條以及刪除2條，乃是自86年以來最大幅度的變革工程，司法院更是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時發佈新聞稿，直指「是與世界兒少司法權益潮流接軌的重要里程碑」，這其中，關涉到『兒童除罪化』的規定，修法同時訂有一年的日出條款，也就是說，給予教育及社政單位為期一年的準備期，而予109年6月19日開始正式啟動，如有兒童觸法事件，應回歸到12年國民基本教育及學生輔導機制處理，不再移送少年法庭。

誠然，《兒童權利公約》國內法化（〈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之後，公約本身、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及其對於公約的相關解釋（一般性意見），這都會對於國內相關法規、行政措施有一定的拘束力，而且政府也要依據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對於國家報告的審查意見，進行檢討和研擬後續的施政措施，這一次少事法的增修將兒童除罪化，正是落實首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96點第1項，此一政府努力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策進作為，理應是要給予一定的肯定。

然而，我們要關注的乃是，政府在一年的準備期間內，究竟是做了那些準備？『兒童除罪化』乃是要避免兒童過早進入司法體系，而有被標籤、烙印化的可能，並轉向社政體系和教育體系，只是，根據司法院的新聞稿，司法院與行政院、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內政部等機關協商後，都還只是以現有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設置之3所中途學校（完全中學），先加入安置輔導處所陣容，取巧地先提供50個床位予司法少年，如此一來，此一消極作為是否會對於現行依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安置於中途學校的現有學生，產生某種的資源排擠效應，抑或無法滿足兒童除罪化後之實際需求？另外，兒童觸法不再移送少年法庭，而是要區別個別情況，以通知兒童之家長、學校老師或社工到場處理，但是，弔詭的是，讓行政機關有所依循的〈兒童與少年偏差行為之預防及輔導辦法〉，卻還停留在預告的階段，何時可以正式上路，仍屬未定。此一景況，真的很難讓人相信國家的作為可以「確保兒童順利轉銜，一個也不漏接」，而大肆進行所謂大內宣的媒體宣傳？

再則，兒童產生觸法行為，究其歸因的事由可能是源自父母、家庭，有無針對父母進行親職教育或效能訓練之必要，抑或是深究現行強制性親職教育的執行效益，在這一次兒童除罪化的相關討論中，都未受到等量齊觀的重視。准此，『兒童受罪化』的抽象概念，終究是要去面對家庭不再是安全堡壘和天下有失職父母之相關提問？

總之，兒童除罪化的議題，必須從生態環境出發，搭配完善的配套措施，才能確實讓司法兒少與社會、社群重新連結，以此觀之，政府還需要很多的精進努力，而我們也要持續關注，莫讓『兒童除罪化淪』為單純的文宣口號。

『兒童受罪化』，「Taiwan can help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