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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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趴趴走以及種植大麻，這兩則乍看之下是毫無關聯的時事議題，背後所糾結之人身自由與集體安全的衡平關係，卻是有它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首先是因應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疫情延燒，違反居家檢疫規定以逕自外出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者，從最初＜傳染病防治法＞所處於1萬元至15萬元或最高30萬元的罰緩（若有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情形，則是將可處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的罰金），到新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針對到處趴趴走的擅離民眾，處以最高新台幣100萬元的罰鍰（罹患或疑似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指示，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只不過，該項雷厲風行的不得擅離規定，卻也有因應於趴趴走的不等時數，而出現將裁罰的金額予以分級化的罰裁基準，比如說違規時數兩小時的居家檢疫者罰10萬元，居家隔離者20萬元；2到6小時的居家檢疫者20萬元，居家隔離者30萬元；6小時到1天，各自罰30萬元和50萬元，依此類推，違規的時數越高就要罰越高的金額。

事實上，從事後止惡的＜傳染病防治法＞到提前部署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旨在於讓停損點能夠獲致有效的控管，以此觀之，雖然各國相繼都祭出包括居家檢疫、罰緩、徒刑、強制隔離、剝奪公民權等等不同的權宜手段，但是，癥結點還是在於能否達到所應該要有的抑制效果，就此而言，祭出不等時數趴趴走的情節輕重及其相對應的罰緩金額，是有其商榷的議論之處，畢竟，關鍵點就不全然在於違規時數的本身，而是任何逕自外出的趴趴走行徑，其所隱含病源擴散的風險機率及其背後的社會成本，又豈止是時數多寡自身的乘數效果。

連帶地，不一的擅離時數而來不同的裁罰金額，更是會讓當事者產生心存僥倖，如此一來，自然是背離了要求居家自主管理之防止疫情加惡的消極作用，更遑論於外顯的行為樣態如何嫁接在內隱的認知基模，使其能夠產生從認知到行為的貫通和鑲箝意義。冀此，人性經常對應於制度的框架設計裡，藉此投射出來諸如『本善』、『本惡』或『本賊』等等不同的理性行為選擇，因此，如何在文化主義、法令規章和人性誘因，得以找出一個適切的平衡點，而非只是對賭任何的特定介面，以至於出現更多難以收拾的人性後果。

另外一則也是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人身自由及其社會安全議題，係來自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所規定：種植大麻為本刑5年以上之罪，即使是情節輕微，仍然無法宣告緩刑，對此，有3名法官及一名被告認為此乃是不符合所謂的罪責相當原則，而聲請釋憲，大法官的第790號解釋，也正式宣告該法部分是違憲，要求相關機關於解釋公布一年內修法，逾期未修正，法院得視情節依本解釋減刑至二分之一。無疑地，該項突顯情節輕微、顯可憫恕的違法個案，除了依法論法的正當法律程序外，倘若是為了標舉『情輕法重』所導致罪責與處罰的不相當或不符合比例原則，那麼，理當是要將人身自由及其社會安全這兩者擺放在同一天平上，藉此思考現行二級毒品的大麻及其種植大麻的犯罪行為，從種植到持有、吸食或販賣等等所潛藏的社會成本，換言之，在這裡需要加以廓清的會是對於禁制種植大麻的法令規定用意為何？此一攸關到集體範疇的人身安危，相與對應的關懷旨趣，乃是為了宣示捍衛社會安全的基本底線，而非是某種法外施恩的『情重法輕』。

總之，從不同時數的居家擅離到不同情節的大麻種植，就其彈性伸縮的權變作為，是要回歸到不能碰觸的紅線行徑，這當中除卻殺雞儆猴的消極作用外，又有無積極以對的關懷生命旨趣，至於，是否要讓大麻吸食除罪化以另開巧門，這會是一項可以理性辯護的文明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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