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俊帆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台中市取消補助65歲以上長者的健保保費自負額，實際上已經不是甚麼最近的新聞，然而，2017年4月22的蘋果即時論壇，刊出一篇再次探討這個議題的短論，依據文中的觀點，可以得知該文以政策的意圖理念建構其論述的核心觀點，包括有健保的保費補助，應該是補助經濟弱勢而非因為衰老而獲得補助資格，因而台中市政府的排富做法較貼近原先的健保政策設計的「意圖」；公車10公里內免費的政策則是「意圖」增加大眾交通工具的使用率，因此，不應該排富；最後，托育一條龍政策，其「意圖」透過提供公共托育服務、控制托嬰市場價格與提供托嬰現金補貼，希望能夠促進台灣女性生育的意願。

對此，筆者認為，公共政策的評述，應該同時針對政策的理念意圖、實施過程，以及政策效果進行分析，同時，必須將這三者放入整體社會脈絡中來考量，這是因為，政策的擬定、實施以及效果評鑑，都不會在真空的狀態下進行，換言之，僅是針對理念意圖提出政策「內涵」的判斷，進而忽略了在社會脈絡下，實施過程及其政策效果的相關分析，恐有過於武斷之嫌，畢竟，許多的理念意圖都蘊含其過程手段和預期效果，但是，如果這些理念意圖都是在政治情勢中或是政治正確下，考量整體社會福利政策的建置（特別是資源有限帶來的框架），那可能會面臨外部的挑戰與衝擊，以及理念意圖內涵本身涵蓋多元價值的衝突，據此，個人提出對台中市三個政策的簡短分析與論述，回應張文之論點，同時指出張文對公平（fairness）、平等（equality）、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以及殘補式福利（residual welfare）概念缺乏歷史脈絡的混用與誤用。

筆者贊成台中市政府在補助65歲以上長者健保費自付額設立排富的做法，但是，相當明顯，政治論述的立場正確，其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已然解決，這並不代表能夠回應來自政策外部的挑戰與衝擊，誠然，所謂的政治的正當性，不僅來自於政策理念意圖論述的「政治正確」，也包含了成本管控的「財務正確」，以及來自理念意圖論述結果被接受的「社會正確」，首先，政治正確說法是：健保屬於社會保險，保的是「疾病或受傷的風險」，而不是「衰老」；既然是保險，就是在「風險尚未成真」時，透過繳費，而能在「風險成真」時，聲稱保險契約的法定權利（entitlement），不過，實際上政治正確則是由財務管控正確所引發的論述，這是因為：如果是放任不排富的話，那麼，根據官方表示，隨著台中市老年人口的逐年遞增，今年（2017年）的補助預算已達新台幣13億1639萬元，推估十年之後的補助預算更將高達新台幣21億4424萬元，以此觀之，後續的政策論述則是偏向於某種「說服的語藝」，也就是說，將錢用在刀口上，是一種用了說服大眾社會正確的標準作法或說詞：省下來的經費資源，將擴大投入老人共餐、長青學苑、敬老愛心卡、長照2.0、居家服務人力等老人福利「服務」，如此一來，整體的老人福利不減反增，而資源分配也更為全面有效。

然而，取得政治正當性的政策，卻不見得能回應政策外部的挑戰與衝擊，例如：社會救助法所訂立的貧窮線，採取的是平均所得中位數的60％，而生活扶助金的內涵則是包含了國民生活的最低所需，這裡的最低所需，當然包含了食衣住行育樂和醫療，排富之後仍然由地方政府編列預算補助中低收入與低收入的長者，也有違「公平」之嫌，這是因為：生活扶助金已然包含最低生活所需，當然也包含醫療的需要，而進一步延伸出來的兩個議題就是：現在的貧窮線，是否能夠符合快速政治社會與經濟變遷下，消費社會的貧窮樣態；另一條戰線則是因為福利國家的「財政赤字」和「照顧赤字」的疊合負效果，逐漸出現在台灣社會中，連帶地，也引發自1970年代後，新古典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所帶來的「現金還是服務（in cash or in kind）」的「自由選擇與效率」的爭論，再度浮現。

至於，在公車10公里內免費的政策上，個人認為，「排富」議題在這個議題上的討論，根本和原始「促進公眾使用率」的意圖無關，作為台中市資深居民的我們都知道，台中市無論在縣市合併前或後，公車網絡的建置是相當落後、不足和嚴重缺乏可近性的，大多的責任不在於當權的地方政府，而是在於自然地理環境、人文經濟區位以及城鄉都市發展規劃的「路徑依賴」效果，唯一人性化的公車路線，大概只有台灣大道上的「原BRT路線」吧！在這個脈絡下，要用政策的理念意圖來討論是否「排富」，根本是 no sense！換言之，討論的必要性是「零」。因為，就算你改成「公車100公里內都免費」，筆者離最近公車站的走路距離，不會從20分鐘變成2分鐘。政策的理念意圖本身就是錯誤的，錯的地方乃是在於：在真空狀態下想像其政策效果的一種荒謬。

實際上，從「讓育齡婦女願意多生孩子」的理念意圖去闡述托育一條龍「排富」的政治不正確，同樣也是犯了和「公車10公里內免費」的政策評述一樣的錯誤，首先是政策理念的闡述犯了經驗與實證上的謬誤，托育政策在短中長期內，有相當大的機率，是無法達成人口平衡狀態下總生育率2.13的目的，連1.5大概都很難達成，如果硬要用生育率來作為政策目標的話，那麼，就請台中市政府訂出客觀的達成標準，看一年的總生育率究竟是要增加多少，才叫做政策有效？法國的經驗告訴了我們：自2006年後，每年的總生育率都在2.1上下徘徊的原因，這是因為法國施行了「昂貴的」人口政策結果，包含，經濟成長和就業率穩定下，工作的兩性平等實質保障、產假全薪4個月、第三胎則是增加產假全薪至6個月，最後，才是完善的公共托育政策。

其次，台中市政府多次的托育政策論述，以育兒婦女和保母同時進入職場的理想，完成2個人的就業「統計數值」，但是，這樣的論述忽略了自動化生產社會的到來，無論是工業4.0還是討論已久機器人生產，帶來的是生產效率大幅增加，和嚴重失業率的副作用，就此而言，該種社會投資式（social investment）的托育政策，將掉入「就業社會（employment society）」的陷阱；最後，托育政策是照顧政策的ㄧ環，基於過往都將補助焦點放在受照顧者，而忽略了照顧者的延伸性需求，台中市的托育一條龍幫原本的照顧者（父親或母親）找到了墊背，用限價政策綁定了在職業上或倫理上都面對「照顧（care）」實況的保母，進而滿足了「原照顧者」的需要，但是，又有誰看到了保母的延伸性需要，不止是收入的低標保障，還包含了和托育品質息息相關的各種「真正的」專業養成和職業訓練。

就此而言，社區保母系統可以完全承擔政府應該負的責任？照顧議題所延伸出的「關懷倫理」和福利議題延伸出重分配的「公正倫理」本來就是蘊含了「傾斜對抗平等」的論辯，那誰來關心這些用來滿足社會投資論述、處於極度傾斜不對等弱勢關係的照顧服務提供者？如果社會脈絡無法滿足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穩定且高度的「就業率」時，那社會投資的政策理念意圖能夠幫托育一條龍進行辯護嗎？托育政策當然不能排富，因為不管出生背景和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孩子都是父母親的心頭肉，也都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保障主體。主張兒童擁有平等發展的權利公約，是一種「以權利為底（rights-based）」的政策思考，其對立面正恰好是「以投資為底（invested-based）」的政策論述。

總之，權利是道德可欲的，但是，投資看的卻是報酬，一種數量化形式的客觀利益，最後並且經常被政客化約成「政策滿意度」，同時以「虛幻的平均數」的形式呈現了「平均數的虛幻性」，對此，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顯然看到的都是短暫的政策效果，而且是政客式的投資型效果，在這種無法追根究底而且是充滿了投資功利思考的框架下，公平和正義往往都錯誤地和平等的概念被連結起來，替這些政策的作為或不作為放出政治語藝的煙霧彈，藉助這些「有意圖的」的分析，彰顯各種立場之間的政治、財政以及社會正確，實際上，公平蘊含著「給予其所應得」、平等來自於「作為人應該有的自由之程度齊ㄧ性」，最後，正義則是蘊含著「對是否公平的判定標準」，因此，筆者對於「台灣屬於保守主義的殘補式福利」的說法，深深不以為然，特別是概念上的混用，事實上，從福利體制的分類學來說，保守主義指的是歐陸模式，特別是職業地位模式為主的社會保險體制國家；殘補式則是專指以英美為主的自由主義福利資本主義國家，這當中辨別的指標主要為去商品化和家長主義程度兩者，至於，台灣的福利作為究竟是否殘補抑或過於保守，則是一項人之己見的見仁見智，至少，筆者並不這麼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