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取向的社會正義論（Capability Approach of Social Justice）
社會正義的討論已見於古希臘哲學，真正在當代引起熱烈討論則是在John Rawls 1971年出版正義論後，對此，從Arneson（2006）對Rawls正義論的概述，以及在Rawls之後正義理論發展的引介中可以得知，Rawls所要反對的是支配了19世紀以來政治哲學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正義觀。簡言之，「最多數人的最多幸福」，就是效益主義論者所追求的分配正義形式，然而，Rawls認為，推展到極致的『犧牲個體以保全整體』的效益主義觀，並不適合當作替分配正義辯護的原則（誰有資格來判定應該犧牲誰呢？），據此，Rawls以社會契約論為預設，認為人與人之間依照契約而成各種社會關係，也因而相互合作與得利，讓「社會」得以持續運作，而在這樣的前提底下，什麼樣的『社會益品』（social primary goods，即對人們的生活與人生規劃有所幫助的好事物）」的分配才是適當的呢？
在每個人都享有自由權的狀況之下，Rawls以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道德心理實驗，預設了每個人對於他人或自身的狀況一無所知，也因此，每個人所認為的『應得』，以及之後獲得社會地位的機會理應一致，然而，社會中的現實狀況並非如此，總是有人天生智商較高，有人生而殘疾，因此，一個以分配正義為基礎而運作的社會，必須在機會均等的原則下，給予弱勢者最多社會益品。對照前述效益主義的分配觀，相較於Rawls的正義論，更可能忽略了社會中弱勢者的權益。
Rawls的社會契約論式正義觀，受到許多批評，這當中，福利經濟學者Amartya Sen和法政哲學者Martha Nussbaum以後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和亞里斯多德式的預設，批評了Rawls的社會契約論式正義論，開創了能力取向的社會正義觀，首先，與Rawls的康德義務論設定不同，Sen認為人應該具備能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發展個人的生涯，以及追求達成這種生活所需要的社會益品，因此，能力取向的正義觀，具有後果論的價值衡量標準，亦即，人類發展的目的。
進一步思考，何種參照群體，最不容易被分配到這種以發展為標準的能力，是怎樣的群體，最容易被忽略，他們也具有選擇他們自己所要的、美好生活的能力；Nussbaum進一步利用Sen的概念進行能力取向正義論的建構，也吸納了關懷倫理學的部分觀點，認為關懷與照顧是人類發展的前提要件，並依據亞里斯多德的假定，認為人類發展的目的在於讓人類這個物種能夠繁衍昌盛，因此，相較於Sen的福利經濟學後果論基礎，Nussbaum更傾向從批評Rawls的康德義務論與社會契約論的預設起始，並代之前述亞里斯多德的倫理設定，但同時擴大Rawls的社會益品清單，條列出Sen的「能力」所應涵蓋的內容，包含：生存、健康、身體、感覺想像與思考、情緒、實踐理性、依附、與其他物種共生、遊戲，以及控制所處的環境。
資料來源：
Arneson, R. J. (2006) Justice After Rawls. In J. S. Dryzek, B. Honig, and A. Phillip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5-64.
Nussbaum, M.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n, A.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London: Penguin Books.
Wells, T. from IEP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6)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http://www.iep.utm.edu/ （2016 .05.02）
延伸概念：社會契約論、福利經濟學、亞里斯多德倫理學、關懷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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