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聰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研究生）

2016年3月28日上午11時，在台北市內湖區西湖捷運站附近，一名4歲的女童，慘遭一名33歲且自稱有精神疾患者之男性成人殺害，女童不幸往生，嫌犯已被移送檢調偵辦，但是，整起事件背後所延燒的幾項議題，特別是廢死議題的炒作，已然是隨著2015年底北投校園的割喉案之後，再一次掀起論戰，對此，有立委提出修正刑法271條殺人罪，主張殺害12歲以下的孩童者原則上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乃甚或有媒體採訪廢死聯盟並請其表達意見，只是，雖然社會輿論正逐步究責以為死去的孩子爭取正義或是公道，但是，相關輿論的譁然之處，多是帶著憤怒的情緒，相形之下受害女童的家屬，卻是極度理性回應只希望事件趕緊落幕。准此，對於此般的隨機殺人事件，雖然是可以追索法律裁判的程序正義，但是，單一事件的延燒，卻反而是突顯出來整體社會安全的漏洞所在，這其中包括有從社政、衛生、教育、警政乃甚至是媒體等面向。

對此，台北市社會局許立民局長指出，未來倘若在社區面對行為怪異且未確診為精神病患的民眾，將比照協助街友的模式，讓社工請鄰里長、警察及醫師到場協助，然而，乍看似乎是完整的社會安全網概念，卻還是帶著衛生教育的思維模式，首先，這項概念執行端仍在於人，試問，各行政區的社工人員是否有適任的人力，以執行這項網路建構的即時任務？再者，以社工目前的相關權限，係以公部門的社工為調派人力，還是民間單位社工也可以具有這樣的權限以進行處遇？特別是通報之後的後續執行，強制送醫的權限仍然還是受制於《精神衛生法》的相關規定，也就是說，對方得達到法條規範的自傷或傷人的程度，才能加以強制處理，至於，受限於所謂的強制性，就醫的可行性就僅能靠著當事人的自我意願；再者，在保障人權的思維底下，最難以去權衡的便是標籤化的議題。對此，個人認為針對社會安全網絡的建置，社政應扛起中心指揮的立場，以社政為核心點，針對社會安全議題進行問題解析、資源盤點、處遇介入、權衡配套、法令修整推動等籌置規劃，否則，在權責制衡之下，多數的執行策略不就落成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謬誤。

接下來，本起事件爭議最多的便是「廢死」的議題，個人的觀點，「廢死聯盟」只是在這次事件中，成為一個莫名的箭靶，暫且先不去定論死刑廢除的議題，畢竟，從根本的立場去思辨，死刑的設置究竟是為了懲處犯罪者的終極手段，還是為了預防人民為了私慾而從事犯罪行為的預防手法，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所延伸的必定是不同的價值思維，然而，目前陷入情緒拉扯以訴諸於「殺人者死」的單向脈絡之中，法律的修正僅是增修一個條文以及在法庭之上的論辯過程，然而，是否可以因此增補人們在這律法當中真實意含的呈現。緊接著，來看到這一次媒體的效益，個人必須要說，媒體在這一次的事件中，除了前兩天大肆、過度、鋪張的反映之外，接下來的媒體效益似乎是較過往平淡許多，當然，這或許是因為針鋒相對的關注點有些失焦，也可能是家屬理性的訴求軟化了媒體的思考，而這樣子的發酵過程，理當也是一項欣慰的過程，只不過，媒體諸公自身對於訊息傳遞的價值正確性，仍需要慎思以對。最後，同樣以身為父母輩的個人而言，不敢以「同理」來面對這樣的現實，自嘆無法冷靜與理性來面對此般事實，謹希望以一己之力略盡對於兒童保護議題的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