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建良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學生）

一樁事件的發生，引來台灣社會許多的議論，姑且先不去論及民眾的關注度能夠維持多久，以及這樣的關注對社會能有什麼樣的改變，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理性與和平的討論是必須的，也許我們應該避免事件發生、應該事後處以刑責或是強力的推動司法改革，無論我們應該多做些什麼，大家都不想再看到類似這樣悲劇的再發生。

表：關於隨機弒童的相關法律條文
＜刑法２７１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另有立委提議修改刑法２７１條第一項，殺害１２歲以下兒童應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目前還沒通過）。

＜精神衛生法第１５條＞：精神疾病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
前項審查會成員，應包括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審查會召開審查會議，得通知審查案件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到場說明，主動派員訪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審查會組成、審查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兒童與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１１２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誠然，從殺人、殺害兒童、隨機殺害兒童、精神病患隨機殺害兒童到失業的精神病患隨機殺害兒童，我們這個社會能夠替加害者貼上的標籤太多了，這些社會邊緣的標籤並非一定是社會的未爆彈，但是，數據也也顯示諸多的加害者卻是這些社會邊緣的人，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不能一昧地指責加害者的不是。沒錯，殺人是錯了，他們也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在接受制裁的同時，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探討加害的動機，而不是貼上標籤『所有的精神病患、失業者或是毒癮者都會是加害者』。社會要做的，並不僅僅只是處罰加害者，而是透過一個加害者的生命事件，以讓我們反思要如何防止下一個加害者的出現，而不是不斷地重複『出現加害者』與『制裁加害者』的輪迴。

無論之前的湯姆熊、北捷與文化國小的事件，台灣的社會輿論總是不斷地聚焦在這些加害者是否處以死刑，但是，以現今的法律規章要能夠快速地判決是也有它的困難處，要是我們把重點放置在如何從以往案例，以深究了解這些加害者形成的原因，是不是就能避免類似加害者的再次出現？我無法肯定也無法下定論。只是不斷的討論是否實行死刑，是不是太侷限在以暴制暴的憤恨情緒之中？

再來，從加害者父親出來道歉的方向討論，社會輿論的憤恨情緒顯然已經殃及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或家人錯了嗎？很多的輿論看法指責父親的不對，包括加害者的啃老族身分，被認為是父母的溺愛錯誤，但是，一位老父親真的必需要為了一個成年也30幾歲兒子的所作所為負責嗎？倘若家庭對於一個人的人格發展有相當的重要性，那麼，社會的究責呢？我們的社會就沒有造成加害者的形成嗎？譴責家屬這種的連坐概念，是不是也要連坐至社會成員中的你我他呢？

事實上，此事件發生的隔日，發生北捷襲警與樹林攻擊消毒員的事件，這裡先不討論從眾或是模仿，雖然，社會輿論短暫譁然，然後呢？輿論還是走向殺童的加害者身上？難道因為殺害兒童或是兒童死亡，這樣的嚴重性才值得被討論值得被輿論？難道一定要鬧出人命才有被討論的空間嗎？這樣未免也現實了吧！討論前述的模仿效應，以現今台灣媒體為例，不斷地重複該新聞事件乃甚至到犯案過程都鉅細靡遺的報導出來，是否因而點燃了社會之中未爆彈的信號？我們無從得知。

最後是討論到死刑的意義，在事件發生的幾日內，討論死刑的存在與否或許太過著急，但是，這就是現在社會氛圍最想釐清的問題，對此，有人贊成死刑、有人不贊成死刑，用這樣的二分法可能太過粗糙，但是這裡引用日本導演北野武在《超思考》一書中的論點：死刑要成為極刑必須符合一個前提，那就是：「人類最害怕的就是死亡，死亡是人生中最恐怖的事件。」當全世界的人都這麼想，死亡才會成為極刑。的確，對一個想死的人判死刑是沒有意義的，如同對自殺炸彈客判了一個死刑，以此觀之，一個精神疾病或是稱為思覺失調的人呢？既然死刑已經對他沒有效果了，我們就應該制定出另外一個配套措施，當然，不可能會是像滿清十大酷刑那樣挑戰人權的仿古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