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前情提要:
檢視當代臺灣社會的家庭暴力圖像,我們早已不能僅視將其為單純的家務私事,或是個別家庭成員情緒失控的偶發悲劇,而是要有對於公共政策與社會病理的敏銳覺察,這其中包括兼具人文關懷的悲憫、體制機關的嚴厲詰問,以及對新聞文本背後結構性失靈的省思,以此觀之,家暴圖像的演變,實則映照出臺灣社會從威權轉型、經濟結構變遷到當代多元風險社會的重重斷裂。
從法制創設之初的防暴思維,走到今日交織著新住民、老障、同志、數位性別暴力與精神困境的複雜局勢,家庭暴力儼然成為一幅多向度的社會透鏡,對此,實有必要跨越傳統教條式的政策宣導,並引入建制民族誌的反思視角,藉此拆解家暴圖像在各個軸線上的延伸和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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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軸線的擴張:從親屬邊界到全方位侵害的立體圖像
家庭暴力的防治網在概念內涵上,經歷了幾次關鍵的縱深擴張:
第一、從血親到姻親,從直系到旁系:法制保障的對象,早已超越同財共居的核心家庭型態,而從傳統的直系血親尊親屬、卑親屬,一路綿密延伸至旁系血親、各類姻親(如配偶之血親、血親之配偶),乃至同性婚姻與多元親密伴侶所建構的親屬網絡,已讓「家」的定義不再受限於傳統血緣,而是涵蓋了所有實質親密依附的關係。
第二、從單向相對人到互為相對人與小小相對人:過去標籤化的施暴者與受害者的截然二分法,已被打破,在當代家庭動態中,我們經常看見到夫妻雙方在長期壓力下互為相對人(相互指控、互毆或互相聲請保護令),甚至於在多重危機家庭中,目睹暴力成長的兒童與少年,在無形中被迫承受創傷,致使在互動中複製暴力而成為未成年人的「小小相對人」。
第三、從成年到未成年、老人與新住民:暴力向脆弱性(Vulnerability)極高的群體蔓延,從受虐兒童、無聲承受經濟與身體折磨的失能老人、身心障礙者,到遠渡重洋、因語言隔閡與居留身分牽制而深陷「夫枷」與「國枷」交織困境的新住民女性,她們的受暴圖像往往疊加了結構性的階級和族群壓迫。
第四、從身體不法侵害到精神與數位暴力:暴力不再僅限於拳腳相向的瘀青與骨折,舉凡從言語貶抑、跟蹤騷擾、經濟控制,到當代無孔不入的數位性暴力(如散布性私密影像、威脅恐嚇),精神和心理不法侵害的隱形刀刃,往往在受害者心靈刻下了更是難癒合的身心創傷。
二、網羅的織造:從通報、安置到社區維繫的體制辯證
面對上述立體化的暴力圖像,國家的介入機制與社會安全網也從點狀防堵走向全面佈建,這其中包括有:
首先是從責任通報到一般通報:通報機制的普及,將醫事人員、社工、警察等責任通報擴大至全社會的一般通報,藉此拉高全民和全社會的防暴意識,然而,這也衍生出量能過載與標籤化通報的處遇隱憂。
其次是從短暫緊接到中長期安置與人身安全到多元服務:安置服務從早期的緊急庇護(避風港),延伸至中長期的住宅轉銜、就業自立、心理諮商與法律扶助,安全網不再只是單純的把人「關起來保護」或「把施暴者趕出去」,而是試圖接住受暴者破碎的生活重建之漫漫長路。
最後是從個人動力到家庭動力、社區維繫與預防性介入:單純分析施暴或受暴個人的心理動力已屬過時,當代實務更著重於家暴家庭動力的系統觀,包括有從前端的停損設置(如緊急保護令、預防性羈押或強制處遇),到後端的家庭修復與社區維繫(建構韌性社區、鄰里守望相助),而預防性介入也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戰術高度。
三、多種家暴實境現場與適切理論的綜合詮釋
為了更深刻理解理論與現實的落差,我們導入以下多種實境現場,並以適切理論進行解構:
現場一:新住民跨國婚姻中的「雙重枷鎖」現場
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小梅(化名)遭受到丈夫與大姑長期的言語凌辱與經濟控制,當她試圖向社政體系求助時,卻因擔憂通報會驚動移民署、影響居留證及骨肉分離,而選擇一再隱忍。
對此,交織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點出:包括性別、階級、族群與國籍身分的相互交織,形塑了小梅獨特的受壓迫經驗,就此而言,傳統僅從「性別暴力」出發的防暴視框,忽略了移民法規與文化資本的落差,恐將無法真正接住她們。
現場二:男性受暴與互為衝突的「權力角力」現場
在一次激烈的家戶衝突中,長期承受妻子精神挑釁與肢體推擠的阿豪(化名)終於還手反擊,報警後卻因男性體格優勢與刻板印象,第一時間被警方與通報系統標籤化為「絕對加害人」,其長期累積的心理創傷和求助無門,遭受到體制性遮蔽。
冀此,扣緊建制民族誌與批判性思辨,直指官方的「文本與表格」形塑了標準化的工作流程,社工與警察填寫的通報表單,往往強行將複雜、互為因果的家庭衝突,簡化為「男打女」的單向因果腳本,造成真實生活經驗與體制語言的嚴重斷裂,更遑論於受縮於文化主義所招致男性受暴者有口難言的不想通報。
現場三:精神疾病與長照負荷交織的「照顧殺人」邊緣現場
實境描繪:老邁的父親獨力照顧患有思覺失調症且合併酒癮的中年兒子,在長期缺乏喘息服務與資源枯竭下,父親在無望中瀕臨崩潰,父子倆在屋內上演互相傷害卻又相濡以沫的悲劇循環。
為此,生態系統理論與社會病理學凸顯:該一實境現場背後糾結著微視系統(家庭失能)、外層系統(長照與精神醫療資源不足)與巨視系統(全社會對精神障礙者的污名)交相賊的結構性失靈,尤其是當國家福利國家機器缺席,家庭便成了承受結構性壓力的最後一塊殉道地。
現場四:代間依附與財務權力失衡的「沉默囚徒」現場
78歲的陳伯伯(化名)因輕度失智與行動退化,日常起居與退休俸管理皆仰賴同住的兒子,當兒子因失業或賭債陷入困境時,便以「不給飯吃、不帶就醫、甚至威脅送進安養院」作為手段,強行扣留存摺與印章,並在言語羞辱中伴隨推擠,即便陳伯伯感到恐懼與委屈,卻因害怕「家醜外揚」、擔心一旦通報兒子會被法辦或自己將被安置到陌生機構而失去僅存的親情連結,選擇默默吞忍,甚至在社工訪視時替兒子辯解。
誠然,從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與生命歷程觀點(Life Course Perspective)來看,高齡受暴者往往源於晚年依附關係的逆轉和資源籌碼的流失:當長輩的身體功能與經濟自主權削弱,照顧者便掌握了不成比例的權力槓桿,使虐待和疏忽交織成難以掙脫的依賴網,然而,若僅將高齡受暴歸因於「孝道式微」或「個人情緒失控」,便會掩蓋現行長照體系不足的結構問題。從批判視角與建制民族誌反思,現行家暴通報與保護處遇高度依賴「當事人意願」和「明確傷勢/財產侵害事證」的行政分類,這套文本邏輯預設了受害者具備清晰的求助能力與獨立訴求,尤其是面對失智、恐懼被遺棄或將經濟剝奪視為家務事的長輩,制式表單往往難以捕捉其隱微的受控狀態,換言之,若缺乏替代性支持與尊嚴保障,體制的介入反而可能會觸發長輩「寧可受虐也不願失去家人與熟悉生活」的二次焦慮,從而突顯防暴制度在面對代間依附時的僵化與盲點。
現場五:身體依賴與「去性化/去主體化」交織的「照顧者宰制」現場
重度肢體障礙者阿雅(化名)仰賴配偶或同住親屬協助移位、如廁與沐浴。某次衝突中,照顧者因不耐煩而粗暴拉扯阿雅手臂導致瘀青,平時更常以「沒有我你連上廁所都不行」相要脅,限制她外出參與社群或掌控她的輔具和身障補助款,阿雅想求助卻卡在現實難題:若通報導致照顧者被隔離或拒絕提供服務,誰來協助她明早的起床與如廁?在「沒有照顧者就無法生存」的生存恐懼下,她的身體自主權被層層剝奪。
結合身心障礙研究中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與權力控制輪(Power and Control Wheel)視角,身障者遭受的親密或家庭暴力,已然不只是肢體或言語傷害,更包含輔具控制、藥物/照護剝奪與空間囚禁等特殊形式,換言之,真正的障礙往往來自缺乏無障礙支持與自主生活資源,使身障者被迫處於高度依賴的權力不對等中。
從批判性思辨與建制民族誌切入,主流防暴體系與警政社工的標準作業程序,常將「加害人/被害人」切割為二元對立,卻忽略身障者與施暴者之間可能同時存在「高度照顧依賴」或「親密伴侶」的複雜糾葛,尤其是當官方通報系統與緊急庇護場所缺乏無障礙設施、個人助理銜接機制或輔具調度能力時,體制文本所承諾的「安全計畫」便淪為空泛的行政程序——甚至迫使身障者在「留在施暴環境但可保住基本生活照料」與「進入體制卻是失去生活自主與尊嚴」之間做出痛苦抉擇,明顯暴露出現行防暴建制對於身障主體性和照顧結構的系統性忽視。
現場六:隱蔽出櫃與「制度性不對稱」下的「雙重噤聲」現場
交往五年的同志伴侶小宇與阿哲(化名)並未向原生家庭完全出櫃,租屋處成了他們唯一的安全空間,當兩人關係惡化、演變為情緒勒索、摔砸物品甚至肢體衝突時,阿哲以「去你公司或老家向你爸媽出櫃」作為威脅籌碼,牢牢掐住小宇的軟肋,小宇在遭受暴力與恐嚇後不敢報警也不敢向親友求助,因為他擔心一旦求助,性傾向被迫曝光會帶來家庭決裂與職場危機,更害怕在第一線執法與社工互動中遭遇微歧視或不理解。
運用酷兒理論(Queer Theory)與少數壓力模式(Minority Stress Model)分析,點出同志伴侶暴力具有獨特的「出櫃威脅(Outing)」權力機制,施暴者可利用社會對性少數的污名作為控制工具,同時,受害者因長期承受少數壓力和內化污名,更容易自我懷疑或隱忍。復以建制民族誌與批判視角檢視,現行家庭暴力的防治法規與行政表單在歷史與制度設計上,长期以異性戀婚姻與血緣家庭為核心參照,而即是法規已納入親密關係,基層警政、社工與司法程序的「文本分類」與「語言預設」仍常假設伴侶關係具有公開性、家庭支持網或明確的婚姻/同居證明。
冀此,當同志伴侶處於「未出櫃」或「缺乏友善支持系統」的狀態時,標準化的詢問問卷與制式安全評估往往無法辨識「被迫出櫃」所構成的致命威脅,甚至於在要求提供家庭支持或說明關係脈絡時,無意間將當事人推向曝光風險,這亦揭示出現行的防暴體制在面對多元性別與親密關係時,若缺乏對於常規性的自我批判,便容易在制度運作中製造新的噤聲與排除。
五、結語:
家庭暴力的防治,永遠是一場在傷口上縫補人性的精細工程,我們必須找回「人」的溫度與主體性,對此,相與關聯的幾項可行建議:
其一,推動「去標籤化」的雙向培力處遇,打破傳統「男主施暴、女主受害」的單一視框,建立涵蓋相對人、互為衝突者及多元性別的同理支持系統;
其二,深化一線實務工作者的建制反思能力,定期檢討表格文本與官僚程序如何無形中剝奪了被害人與弱勢者的主體發聲權,尤其是針對同志或多元成家而來的家暴處遇典範建置;
其三,落實社區在地化的高風險早期預防與喘息機制,將社會安全網從「事後通報與司法懲戒」向前端延伸,織就一張充滿人文關懷,和接住每一顆受傷靈魂的溫柔防護網。
總之,在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家庭裂痕背後,其實藏著同一種深沉的疲憊——有人為了守住一口飯、一份尊嚴或一段不願割捨的親情,選擇把痛楚吞進肚子裡;有人在制度與偏見的夾縫中失語,連求救都得先計算代價,請記住:真正的防治,從來不只是修補法條或填滿報表,而是當一個人終於鼓起勇氣伸出手時,看見的是不帶審判的眼神、聽得懂言外之意的耳朵、有人願意陪他走過那段最暗的路,以及認知同理的配搭措施,祈願我們的社會多一點留白與柔軟,讓每一個在黑夜裡獨自撐傘的人,都能找到一盞不必再躲藏的指引明燈。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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