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主計處統計指出：國內潛在勞動力占非勞動力的比率，到了2010年只剩下70.6％，創下了新低的歷史紀錄，誠然，扣除高齡及身心障礙者之後、 15歲以上且具有勞動能力但尚未進入職場的「潛在勞動力」，將如同「勞動力儲蓄簿」般地的所剩餘額已經是降到史上的最低，這亦突顯了『少子化』和『高齡 化』兩者交互作用之後的惡果，業已逐漸浮現，甚至於粗估不到民國116年，台灣地區可能會出現「一個年輕人得養兩個老人！」的發展景況，問題嚴重之程度是 值得加以正視。

表：台灣地區近十年來潛在勞動力占非勞動力比率

年度別 潛在勞動力：千人 潛在勞動力占非勞動力比率：％
2001年 5516 75.1
2002年 5552 74.9
2003年 5574 74.4
2004年 5526 73.5
2005年 5503 72.6
2006年 5523 72.3
2007年 5533 72.1
2008年 5559 71.5
2009年 5632 71.0
2010年 5642 7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基本上，潛在勞動力之所以降到歷史的新低，『少子化』與『高齡化』負作用而來的發酵影響，的確是扮演某種程度的催化作用，畢竟，退休或是無法勞動的老人人 口愈來愈多再加上生育率下降所導致年輕世代的愈來愈少，這使得近十年來潛在勞動力比率的一路下滑，已然是一項預料之中的經驗現象，只不過，該項客觀的社會 事實（holistic social fact），兼具有個體、集體以及集體的多重意含，比如說：『少子化』與『高齡化』彼此之間的推拉關係，如果是擺置在個人不同人身遭遇的議題現象時，那 麼，所謂「一個年輕人得養兩個老人！」的預警，其所可能產生的衝擊影響，將會比想像之中的來得更為嚴重，畢竟，「一個年輕人得養兩個老人！」之於加總而來 的平均值，還是無法迴避個別差異的人身處境；連帶地，從不婚、不生到少生而來的生命周期和生命歷程，這使得在15年之後的生活世界其所必須要承受的扶養負 荷，將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再則，扣緊集體層次的論述意含，那麼，『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交互作用，主要還是針對家庭而來的衝擊影響，畢竟，愈活愈久以及愈生愈少所產生的量變，已 經是讓諸如家庭的組成、型態、功能與內含，出現了深邃且複雜的質性變化：連帶地，所謂被扶養人口（14歲以下少年與65歲以上老年）占勞動人口（15到 64歲）比率小於50％的「人口紅利」，這使得所謂「一個年輕人得養兩個老人！」的警訊，其所告示的會是一個個老化、扶養家庭的崩塌與瓦解。准此，在這裡 的論述真義乃是要去正視到「人口紅利」之於家庭能量、能力與能耐等等資源網絡體系的衝擊影響，誠然，在食之則眾所對照出生之則寡的經驗事實底下，勞動力儲 蓄餘額不斷的縮減，這使得面對人口赤字而來的應變措施，已然是超乎單一個別家庭所可以承載的風險機率！

最後，『少子化』與『高齡化』等等人口事件所牽引出來的發展性危機，亦已說明了政府公權力要如何就其公共照顧的基本責任，以將單點式的個體福利、套餐式的 集體福利以及全餐式的整體福利，作通盤性的有效串聯，就此而言，針對高齡少子化的議題現象，在拉高成為國家安全層級之際，相與對應的策進作為，自當也是要 有戰略與戰術範疇的並進思考，畢竟，遠的不說，戰後嬰兒潮（1946年-1964年）第一批的退休人口，已然是悄悄地、大量的並且是全面的挑戰國內現有社 會安全制度的應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