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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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台灣選舉政治已滲透至最私密的微觀日常生活，以台北市長蔣萬安分享妻子考取證照並於家中為孩子剪髮為例，本屬一項的家庭日常，卻在選戰動員下，被扣上「不尊重美髮專業」等道德罪名，此一迷亂現象彰顯台灣「有選舉而無民主，有政治權謀而無公民素養」的體制困境——選舉從實現治理的手段倒置為勝選目的，代議政治退化為選票算計與陣營動員。
在當代符號政治與人設經營下，政治操作呈現「主將走溫暖路線、側翼發動道德撕裂」的分工，反對陣營將日常符號「去脈絡化」，強行拉抬至產業競爭層面，進行政治性的符號獵巫，建制化的政治機器與媒體網絡，更是強行入侵私領域，將個體的身心實踐解構並文本化為罪行，致使代議政治與公民社會嚴重斷裂，公民被降格為陣營動員的操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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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選舉政治地景中，政治爭議的觸角早已不再局限於公共政策的政策辯論、預算審查的爭鋒抑或是國家定位的拉扯，而是以一種極度微觀、日常且高密度的形態，直接滲透進社會個體最私密的生命經驗之中，以台北市長蔣萬安於美業活動中提及「妻子考取美髮丙級執照並於家中為三個孩子剪髮」的溫馨分享為例，本屬於家庭親密關係與日常生活技能的實踐，卻在政治動員與陣營對立的渲染下，迅速被扣上「不尊重美髮專業」、「不重視美感」，乃至於「影響美業消費」等罪名。

這種將「生活選擇」升格為「道德罪名」的現象，絕非偶然的言論失控，而是台灣民主運作多年來集體性病理的顯影，直指出來「有選舉而無民主，有政治權謀而無公民素養」的當前政治困境，尤其是當代議政治退化為純粹的選票算計，當民主過程被簡化為定期舉行的投票行為，選舉便不再是凝聚社會共識的制度，而是一場鋪天蓋地的人格毀滅戰。

一、體制困境：有選舉而無民主，有權謀而無素養
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來看，我們擁有形式發達的選舉制度（如高投票率、頻繁的造勢、高熱度的媒體討論），卻擁有極度匱乏的實質民主精神與公民素養：

（一）有選舉而無民主：指選舉已從實現民主治理的手段倒置為勝選的唯一目的。當政黨將所有心力投注於贏得下一場選戰，政治論述便失去了理性對話與長遠規劃的可能。

（二）有政治權謀而無公民素養：政治權謀者並不試圖提升大眾對於複雜政策的理解能力，而是刻意操弄恐懼、仇恨與陣營對立，將政治競爭簡化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零和博弈。

在「太座剪髮風波」中，一個母親為孩子理髮的舉動，在尋常的公民社會中僅是生活經驗的分享，但在權謀導向的政治環境中，任何符號都可以被精密的政治技術加工為攻擊武器，這種將「生活語境」強行撕裂並置入「政治鬥爭語境」的操作，正是民主危機的警訊；當政治權謀侵蝕了基本常識，公民社會所需的信任與包容便蕩然無存。

二、符號獵巫與戰術操作：溫暖人設與攻擊側翼的分工
當代選戰早已進入「符號政治」與「人設經營」的年代，政治人物不再僅憑政見獲勝，而是依賴一套高度精密的形象包裝工程：

（一）人設包裝的兩面性：主角往往扮演「溫暖、包容、軟性」的人設以吸納中間選民；與此同時，其陣營的代議士、側翼名嘴與網路發聲者，則扮演攻擊性側翼，進行鋪天蓋地的敵意鋪陳與人格抹黑。這種「主將走溫暖路線，側翼進行道德撕裂」的分工，乃是選舉戰術社會學中的典範操作。

（二）符號的去脈絡化與「欲加之罪」：蔣萬安提及妻子幫孩子理髮，本意在於拉近與庶民的距離。然而反對陣營迅速抓住「美髮」這一符號，透過邏輯跳躍（跳過家庭私密性，直接對接產業經濟），重塑為「不尊重專業」的罪名。

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話術，實質上是一種政治性的「符號獵巫」。若照此邏輯，民眾自己染髮、化妝、在家做飯，難道就是對美髮業、彩妝業或餐飲業的不尊重？當政治動員將荒謬邏輯合理化，選舉戰術便完全凌駕了社會常理。

三、代議政治的失格：公民社會與政治主體的斷裂
民主體制的理想藍圖，是由「公民社會」出發，透過「代議政治」進行理性匯聚，最終落實為「公民政治」。然而台灣當前卻產生了深刻的斷裂：

（一）公民社會與代議政治的斷裂：當代的代議政治非但未能將公民社會的真實需求轉譯為公共政策，反而是將手伸進公民的日常經驗中進行政治審判。當「媽媽幫孩子剪髮」都能被政治機器羅織為罪名，代議政治便徹底脫離了公民社會的土壤，轉化為自我消耗的巨靈怪獸。

（二）代議政治與公民政治的落差：真正的公民政治強調公民兼具批判性思考與理性思維，然而在「有選舉而無民主」的結構下，代議政治將公民簡化為單純的「選票提供者」，政治精英透過特定媒體與網路社群進行情感動員，使公民失去獨立思考能力，降格為鬥爭工具。

這種斷裂使得台灣民主呈現「表層高熱度、深層無內容」的虛胖狀態，不再產出集體利益的公共善（Common Good），而是源源不絕地製造社會分裂。

四、建制民族誌考察：日常生活如何被政治機器條理化
引進建制民族誌方法，從個體的身心實踐出發，更能解構日常經驗背後被支配的「建制性關係」與「文本化次序」：

（一）日常生活經驗的解構：母親在家庭空間裡持剪刀為孩子理髮，原本是基於情感、便利與個人技能的實踐，行動意義由家庭關係與日常邏輯所定義。

（二）建制力量的強行介入：當這段日常經驗被口述為文本並進入政治與媒體網絡時，其意義便被徹底奪走。媒體標題與政治抨擊，共同組成一套「建制化的審判機制」。

（三）文本化的罪名羅織：政治機器透過「不尊重專業」、「影響美業消費」等文本操作，強行將這段經驗納入「產業經濟」與「階級對立」的框架中，使個體的日常實踐被去脈絡化，並被重新定義為具有政治危害的罪行。

這揭示了選戰亂象最深刻的警訊：建制化的政治權力已具備隨時將「微觀日常生活」條理化、政治化並進行集體審判的能力。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每一項選擇，都可能在瞬間成為抹黑與鬥爭的素材。

五、結語：告別政治狂熱，重構公民民主
回顧這場由理髮剪刀引發的風波，我們看到的是台灣民主深化過程中嚴重的公民政治退化。當前的亂象本質上是「民主技術的極致化」與「民主精神的空洞化」碰撞出的病態產物，當政治只剩下權謀，當選舉只剩下陣營動員，民主反而轉變為製造社會恐懼與人格毀滅的歸因源頭。

建制民族誌的反思提醒我們，民主的根基絕不在於造勢台上的口號，亦不在於網路網軍的聲討，而是在於日常生活空間的自主性與尊嚴。如果連「母親幫孩子剪頭髮」這類基本的常識與生活選擇，都會因為政治立場而被羅織罪名，社會便已陷入了一種微觀的「政治極權主義」。

要走出「有選舉而無民主」的體制困境，台灣社會必須進行深刻的公民覺醒：

（一）還給日常生活以純粹性：拒絕讓建制化的政治權力過度滲透私領域，堅守常識與常理，對任何將生活議題無理政治化的獵巫行為保持高度警惕。

（二）重建公民政治的主體性：擺脫「人設包裝」與「陣營動員」的傀儡狀態，拒絕成為政黨權謀與側翼網軍的工具，將民主評量重新扣緊於公共政策的實質品質。

（三）修補代議政治的斷裂：逼迫代議士與政治人物回歸政策治理的本業，停止以低成本的道德審判與人格毀滅來轉移施政無能的焦點。

唯有當我們能夠勇敢地對這種選戰亂象說不，唯有當政治能夠退回其應有的邊界、還給公民一個不受恐懼威脅的生活空間時，台灣的民主才能擺脫「有政治權謀而無公民素養」的陰霾，真正邁向成熟、理性且具備人文關懷的公民民主。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10.04：「蔣萬安太座幫三寶剪髮反遭扣3大罪名…游淑慧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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