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前情提要：
衛生福利部宣布，《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將自今年（2026年）9月14日起正式受理申請，藉此回應超高齡社會下中重度失能家庭的沉重負擔，針對入住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老人福利機構（養護型、長照型、失智型）、身心障礙機構等中重度失能者，經評估長照失能等級達4級以上者，年度補助金額上限由過去的12萬元提高至最高18萬元，並預計於11月底前完成首波審核與撥款。
此項補助透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社會局（處）與衛生局進行跨局處造冊核銷，盼能精準對焦失能長者與罕病身障族群的需求，實質減輕照顧者每月動輒數萬元的機構費用負擔，健全國內長期照顧體系的實質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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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規劃啟動的《長照3.0住宿式服務機構補助》，試圖透過機制調整與補助調升，緩解中重度失能者家庭的經濟重擔，這項政策擴大適用於護理之家、老人福利機構及身心障礙機構，並調高年度補助上限，從政策宣示來看，政府展現了以財政挹注因應超高齡社會衝擊的決心，意圖降低民間「因照致窮」的焦慮，然而，審視實際運作，運作體系依舊高度仰賴失能等級（CMS）評估、機構入住認定與跨局處的行政審核，換言之，龐大的官僚運作體系，本質上仍在執行一道道繁複的門檻過濾。

補助之所以持續加碼，根源於人口結構失衡與家庭照顧功能的退化，在獨居化與少子女化的雙重衝擊下，傳統依靠家庭倫理承擔的照顧模式難以為繼，每月動輒數萬元的機構費用，常是壓垮弱勢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然而，政府選擇以「發錢買服務」的現金補貼作為突破口，折射出台灣長照體系長期在「制度型」與「殘餘型」福利之間的擺盪，尤其是在公家機構供給嚴重不足、短期內難以補足缺口的情況下，將資源直接挹注給市場化的機構，雖然能快速提供社會性補償，卻也帶有安撫家庭焦慮的政治妥協意味。

為此，要根本解決現行政策的局限，制度設計應擺脫單純的「補貼思維」，改從公共化與服務整合著手：

（一）平抑市場通膨，建立公共床位機制：單純提高補助金額，極易誘發私立機構調漲費用，導致政策的美意被商品市場吸收，政府應將接受高額補助的私立機構納入監管，劃設一定比例的公共床位，避免補助變相轉化為業者利潤。

（二）整合跨部會流程，落實單一窗口：跨衛政與社政體系的審查機制，常讓民眾在不同機構間轉化時遭遇權益斷層，政策應建立整合平台，自動比對入住與失能評估資料，減輕家屬奔波於行政流程的負擔。

（三）打破機構隔離，連結在地照顧網絡：住宿補助不應只是孤立的現金發放，機構照顧應與社區及居家資源彈性銜接，讓入住機構者亦能調配醫療與復能支持，使其成為維持尊嚴生活的過程，而非被動隔離的終點。

然而，從社會學與福利制度的角度審視，這項補助加碼政策背後，隱含著更深層的結構矛盾。

首先是福利商品化的隱憂：當國家以現金補貼鼓勵民眾轉向私立機構購買照顧，等於將責任轉嫁給市場，尤其是在資本積累的運作邏輯下，業者為追求利潤極大化，常透過壓縮人力與成本來經營，可能間接導致照護品質下滑；而機構照顧能維持相對低廉的價格，也常建構在基層與外籍照護勞工高強度、低薪資的剝削之上，也就是說，補助並未實質改善整體照顧及其勞務工作的社會性價值。

其次，嚴格的資格審查帶來了排除效應：以CMS量表等技術指標劃分需求，容易造成「不夠窮領不到、不夠失能沒資格」的邊緣風險，將許多家庭無力負擔卻未達特定門檻的輕中度失能者阻絕在外。

更關鍵的是，繁瑣的行政文本發揮了微觀權力的控制功能：從入住證明、評估單到核銷收據，第一線社工被迫將時間耗費在表格造冊與跨局處核銷上，角色從陪伴者轉變為審查代理人，必須將長者複雜的生命痛苦簡化為量表上的代碼，對家屬而言，奔波於醫院、機構與行政機關之間，承受資格審視的過程，無形中將人民對於國家照顧責任的權利主張，降格為等待審核與恩賜的被動資格。

總之，長照補助的調升，確實能為困頓中的家庭帶來一時喘息，但福利的本質不應僅是數字累積與資金發放，若國家未能從根本上承擔起照顧責任，將照護回歸公共性與基本權利，再多的津貼補貼，也無法真正扭轉照顧體系商品化與官僚化的壓迫性結構困境。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自由電子報，2026.09.10：「9/14起開放申請！長照3.0中重度照顧支持升級，每年最高補助18萬」）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