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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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北城喧囂的巷弄轉角，當原生家庭的庇護網碎裂成片片殘渣，社會的目光總習慣性地移開，只是，我們經常用冷硬的法條和標準化的安置率，去計算這些被體制接住的孩子，但卻很少駐足傾聽，那些在黑夜裡因創傷而驚醒的哭聲，究竟是在呼喚一個冰冷的床位，還是渴望一雙帶著微溫的手。

「『孩』有類家庭」這五個字，不是社福政策白皮書裡乾涸的專有名詞，而是一場溫柔而堅定且對既有兒童福利體制的溫柔起義，它試圖在機構化管理的冰冷巨獸與原生家庭的失靈風暴之間，縫合出一塊容許呼吸、容許犯錯，更容許重新學會愛與被愛的微型綠洲。

一、晨昏之際的微光：2-4人小家模式與類家社工的守望
走進「類家」的空間，首先打破的是機構式安置那條長得看不見盡頭、兩側滿布鐵灰色房門的走廊迷思，在這裡採取的是2-4人小家模式，它刻意複製了尋常人家的生活紋理——客廳的沙發上永遠散落著幾本翻得微皺的繪本，廚房的流理臺上還留著晚餐時沒洗完的溫熱碗筷。

這樣的空間配置，本身就是一種空間政治學的批判，過去的大型機構安置，以管理效率為名，將孩子們編號、分列、定時、定量地生活，那是一種將人化約為數據的現代性暴力，相形之下，小家模式則回歸了「人」的尺度，在這裡，主要照顧者（類爸、類媽）與支援照顧者、協伴照顧者，共同構築了一個多元人力組成的支撐網，這些照顧者不只是領薪的勞務者，他們是生活世界的共同編織者，然而，多元人力的流動與異動，往往伴隨著不可避免的照顧風險與照顧壓力，尤其是扮演主要照顧者的類爸類媽，因情緒耗竭而需要喘息服務時，協伴照顧者的補位便成為維持小家秩序不致崩解的關鍵錨定。

在這張綿密的網中，類家社工（內社工）扮演著穿針引線的靈魂人物，不同於 市府承辦社工（外社工）必須站在官方、法規與資源分配的宏觀高度，進行個案工作和個案管理，內社工更為貼近類家情緒暗湧的類寄養家庭動力運作，以此觀之，外社工像是體制的守門人，檢視著入住順序（如學齡前兒童、手足同住的優先性） 與返家計畫的可行性，內社工則是孩子們傷口上的敷料，細細咀嚼著難置兒以及特殊兒少，在面對身心創傷時那種帶刺的防衛。

誠然，在類家庭裡，溫熱的不是食物，而是那種「雖非骨肉，卻比骨肉更深」的牽絆，只不過，我們不能只靠道德的動員和個人的溫情，來燃燒照顧者的生命，也就是說，當全社會把所有的關愛與神聖性賦予類爸類媽時，類家體制是否也正以一種「隱形的剝削」，默許了照顧者的愛之勞務和受照者的依附情緒？

二、創傷的迷宮與全村力量的重構：從療癒到自立生活
這群孩子走進類家時，往往隨身攜帶著一本地理學上無法標註的創傷地圖，因為，他們可能是早期療育漏接的遲緩兒，可能是身處特殊教育體系但卻始終格格不入的叛逆學童，更可能是那些伴隨著嚴重情緒行為、經歷過無數次創傷修復 失敗的靈魂。

在這裡，心理諮商與復健職能不是每周一次的排班表，而是融入日常對話的呼吸，當孩子在半夜因為創傷發作而撕裂床單時，支持系統所展現的網絡協力，便面臨了最嚴酷的考驗，藉此深刻反省：我們口口聲聲說的「全村力量照顧」（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資本主義和高度官僚化的社會福利體制中，究竟是被實踐了，還是被異化成了一份份冰冷的評鑑表格與核銷憑證？

至於，外社工手上的檔案夾裡，密密麻麻地記錄著照顧管理的指標、親職教育的成效評估，以及教養原則的合規性，然而，法規的理性與孩子內心的荒蕪之間，這兩者之間始終存在一道巨大的裂縫，連帶地，類家的媒親服務與職前培訓（預備成員），往往在理想和現實的拉鋸中掙扎，尤其是當我們要求那些想要成為類爸類媽的平凡夫妻，必須具備社工、心理、特教、教育等多重超能力，卻只給予不對等的社會支持投資和認知充權教育時，這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性的暴力與盲區。

為此，我們引入三項適切的相關理論來進行綜合詮釋：

首先，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類家的價值，在於它修復了微系統（即小家的2-4人溫暖互動）與外系統（市府社工與安置決策）之間的斷裂，唯有當中間系統如網絡協力般緊密串聯，孩子的創傷才不會在體制的縫隙中，再度擴大。

其次，創傷與復元理論（Trauma and Recovery）：創傷修復的第一步是建立安全感，小家模式與無血緣手足的陪伴，乃是提供了一個穩固的庇護所，唯有在安全的微型社群中，孩子才能經歷「安全建立—訴說創傷與哀悼—重新連結社會」的三重歷程，據以邁向自立生活和共生社區的規範性目標管理。

最後，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類爸類媽、支持照顧者與協伴照顧者必須成為孩子失落已久的「安全堡壘」（Secure Base），孩子之所以會出現強烈衝撞和衝動情緒行為，並不是因為他們「壞」，而是因為他們在測試這個好不容易得到的家，是否會像原生家庭一樣再次拋棄他們，唯有透過穩固、無條件且具備界線的依附關係，才能重塑他們的內部運作模式。

三、體制的縫隙與微光的遠方
在批判性的反思中，我們不能不正視社會住宅與福利政策結合的艱難，當城市的地價高居不下，要為這群需要穩定環境的孩子找到一處適合的、不被鄰避效應（NIMBY）驅逐的住宅，就猶如一場唐吉訶德式的幻想戰役，市府承辦社工與民間團體在資源匱乏的夾縫中，往往只能疲於奔命地處理突發的照顧危機，而無暇顧及長遠的類家動力營造。

然而，也正是在這些看似不可能的侷限中，「『孩』有類家庭」展現了它不可替代的詩意與抵抗力，它讓我們明白，「照顧」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施捨，而是一種生命與生命相互碰撞、相互療癒的文明實踐，對此，當我們談論共生社區時，我們談論的就不只是幾棟房子、幾位社工、幾個孩子，而是重新找回那個被現代性冷酷切割的——我們對彼此的責任。

結語：
在這座急功近利的城市裡，「『孩』有類家庭」是一封寫給未來的長信，為了讓這封信不致在官僚的紅頭公文裡褪色，我們提出以下可行建議：

第一、建立類家照顧者勞動與尊嚴支持條例：跳脫傳統志工或低薪委外模式，合理化類爸類媽、支持照顧者和協伴照顧者的薪酬、勞動權益與心理諮商資源，徹底拆解結構性過勞的照顧風險。

第二、深化雙軌督導與內外社工協作機制：打破類家內社工與市府外社工的壁壘，建立定期的跨專業對話平台，將個案管理的主體性還給第一線的實踐者，減少形式主義的文書負擔。

第三、推動社會住宅與共生社區融合方案：由地方政府主導，在社會住宅規劃中固定保留一定比例的空間作為小家基地，並且透過社區共融活動化解鄰避情結，讓類家真正融入地方網絡，成為共生社區中有機的一員。

總之，當我們看見類爸類媽與社工們，攜手協力織起綿密的守望網，我們更需以制度和尊嚴承接這份神聖的負荷，讓小家模式不再只是風雨中的偶然，而是城市裡長久流淌的溫柔，祈願每一位曾經流浪的孩子，都能在微光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遠方，從此不再孤單。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2026.11.04：「『孩』有類家庭」）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