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前情提要：
面對台灣嚴峻的少子女化與人口國安危機，這使得揆諸於當前青年世代從「不想結婚」到「結不了婚」的困境，實有回歸於性別價值觀落差、婚姻擠壓、勞動市場高工時與性別分工不平等結構性限制的必要入剖析，畢竟，少子女化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個體意願問題，而是深植於經濟、制度與大環境的結構性危機。
遠地不說，從「大齡男子找不到配偶」到「大齡女子不需要配偶」，再到70、80後父母轉念勸孩子「自己過好最重要」，著實反映出全社會對於非典家庭型態與自主選擇的尊重，只是，若要扭轉「生存焦慮」，國家不能僅依賴一次性生育補助，而是必須建立涵蓋居住、成長、照顧與職場保證的長期支持體系。

………………………………………………………………………………
一、事實描述：從婚育代價太高到「自己過好最重要」的世代翻轉
近年來，台灣的結婚與生育數據持續探底，屢創歷史新低，傳統上，社會常將女性不婚、不生的議題現象，歸咎於個人價值觀的改變或女性主義的抬頭，然而，當前的台灣家庭早已高度走向雙薪勞動模式，但在傳統性別分工的陰影下，女性進入婚姻後往往被迫承擔不成比例的家務勞動、育兒重擔與家庭情緒照顧，復加職場上普遍存在的長工時、加班文化與潛在的婚育歧視，使得女性一旦選擇踏入婚姻與生育，必須付出的代價遠高於男性，如此一來，當婚育成本遠超出個人職涯發展和生活品質時，「不婚—不生」便成為理性個體權衡下的合理選擇。

尤有進者，這種心態的轉變業已跨越代際，在家庭內部產生了微妙的化學反應，過去逢年過節令年輕人聞之色變的催婚、催生文化，在近年出現了顛覆性的觀念翻轉，許多曾親歷成家育兒艱辛的70後、80後父母，眼見下一代面臨高房價、低薪及嚴峻的職場競爭，紛紛一改過去「開枝散葉」的傳統觀念，反倒勸告孩子「不結婚、不生小孩都沒關係，把自己的日子過好最重要」，這種代際觀念的鬆動，標誌著社會正從過去強加的「必修人生路線」，逐漸走向尊重個體主體性與多元生活方式的轉折點。

二、原因探究：從意願、能力到婚姻擠壓的結構性困境
深入探討少子女化現象，不能僅停留在表象的「意願問題」，而必須直指「能力問題」和更為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畢竟，台灣少子女化的一大核心痛點，乃是在於「結不了婚」，而這又源自於男女雙方在性別價值觀上的巨大落差，一方面，台灣女性的婚姻觀念日趨現代化，追求經濟獨立與平等的家務分工；相較之下，許多台灣男性的婚姻期待，仍然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或長輩壓力的文化主義束縛，導致男女雙方在尋找生活合夥人時難以對焦。

除此之外，台灣人口結構更面臨嚴峻的「婚姻擠壓」現象，長期以來，台灣男性普遍傾向尋找「年紀較小」的配偶，但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年輕世代的人口基數，本就逐年遞減，當出現人數龐大的大齡未婚男性，卻齊聚追求有限的年輕女性時，客觀的人口結構已經註定了部分群體面臨到配偶尋求或往國外覓尋的困難命運，如此一來，從「大齡男子找不到配偶」到「大齡女子因經濟與自主而不需要配偶」，彼此交織一幅深邃、複雜的婚育圖景，更遑論於高房價與居住不穩定，成為壓倒少子化問題的最後一根稻草，可以想像的是，當年輕人連基本的安居樂業都難以企及，生存焦慮壓頂，再多的生育補助，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三、理論爬梳：運用社會學視角的深度解構
為了更透徹地理解上述現象，我們必須藉由多向度的社會學概念，進行深刻的理論爬梳：

（一）婚育社會學與成家立業社會學：檢視個體在生命歷程中，從求學、就業到建立親密關係與生育的轉銜機制，傳統成家立業的人生劇本，已因為經濟結構變遷而破裂，年輕人無法再依循過去「工作穩、買得起房、自然結婚生子」的線性路徑前進。

（二）接宗接代社會學與代際社會學：探討傳統家族主義（如傳宗接代、父權繼承）與現代個人主義之間的拉扯張力，70、80後父母觀念的轉變，正是代際社會學中「世代反思性」的具體展現，上一代選擇卸下家族延續的集體枷鎖，將選擇權交還給個體的年輕世代。

（三）婚姻新典範與認知基模社會學：當代社會正在形塑「婚姻新典範」，婚姻不再是生存的必需品，而是生活品質的加分子項，從認知基模來看，社會大眾對於「不一定要結婚、結婚不一定要生、要生也只需一位即可」的接受度正在提升，從而打破了傳統非生男嬰或非得組成核心家庭不可的舊有框架。

（四）最終父母國家責任社會學與批判社會學：少子女化已非私領域的家務事，而是動搖國本的一項公共危機，建制民族誌提醒我們，必須檢視現行國家政策是否流於形式，若果，國家無法將育兒風險從家庭內部（特別是女性身上）卸除，轉化為制度性的集體承擔，那麼，整體的環境衝擊和代際安全體系勢必會面臨崩潰。

四、改善對策與批判性反思：迎向非典家庭社會的國家戰略
面對人口危機，政府若僅依靠一次性發放生育津貼的「撒幣政策」，絕對無法解決長達二十年的養育焦慮，國家必須扛起催生之責，建立一套全方位的「育兒風險分擔制度」，尤其是要有迎向非典家庭社會的行政配套與戰略管理。

誠然，在非典家庭（如頂客族、單親家庭、同居不婚等）日益增加的現代社會，行政管理配套必須跳脫傳統以「一夫一妻核心家庭」為核心的思維，公共政策應轉向保障「多元生活型態」的社會安全網，推動認知基模的轉型，透過認知教育引導性別平等與生殖健康自主規劃，同時，應建立跨部門的有效管理機制，將住宅、勞動、托育與財政政策，進行垂直整合和縱深戰略部署，藉此確保各項支持措施能確切落實。

誠然，少子女化與婚姻困境，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個人怠惰或價值觀偏差，而是時代變遷下，結構性壓迫與制度性落差所交織而成的一種集體性焦慮，這是因為，當年輕世代在職場高工時與高房價的夾縫中艱難求生，再加上女性拒絕在職場成就與家庭照顧之間，進行不平等的自我犧牲，那麼，所謂的不婚或不生，便成了一種無聲卻理性的抗議與自保，看清了結構的困境，我們更不能陷入宿命論的悲情，正如歷史的車輪在前行中總會尋求突破，尤其是國家必須要挺身而出，將育兒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可信賴的制度保障，讓居住有著落、成長有奧援、照顧有托底、職場有尊嚴的話，年輕人才能在「想婚、想生」的道路上，不再裹足不前。

總之，要讓生育不再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更要讓成家重新成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安心期待的未來風景，國家多扛一分責任，來讓下一代少一分恐懼，唯有從願婚、樂生走向能養，台灣才能在時代的浪潮中，重新穩固國本，迎向永續而溫柔的社會新生。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9.13：「婚育代價太高逼退下一代，不婚不生反成合理選擇」）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