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隨著台灣社會的高齡老化與少子女化問題日益嚴峻，多元變異的家庭結構，使得「年輕照顧者」這一特殊群體逐漸浮現，從12歲便開始承擔家庭照顧責任的青少年，到因家庭需要而放棄學業或職涯發展的年輕人，他們的故事揭示了當前長照政策與社會結構中的諸多挑戰，然而，這些年輕照顧者所面臨的困境，卻常常成為社會的「隱形議題」，未能獲得足夠的重視與支持，他們的超齡責任故事從而被隱藏在社會結構的陰影之中。
一、事實描述：年輕照顧者的現況與挑戰
根據統計，全台僅有361名25歲以下的年輕照顧者被正式納入長照體系，這個數字與實際情況相比明顯低估，許多年輕人在心智尚未成熟時，便因家庭結構的變化、父母健康狀況不佳或經濟壓力等因素，而被迫承擔起原本應由成年人負擔的照顧責任，這些年輕人不僅需要處理繁重的照顧工作，如協助長輩如廁、餵食、復健，甚至於應對突發健康問題，還要同時兼顧自己的學業或職涯規劃，致使他們因此失去正常的成長機會，甚至於面臨到身心健康的嚴峻挑戰，如憂鬱症狀、焦慮、睡眠障礙等。
此外，性別刻板印象也加劇了女性年輕照顧者的負擔，畢竟，全社會對女性「溫柔」、「應該承擔照顧責任」的文化期待，使得女性在年輕照顧者群體中占據了較高比例，這種性別不平等不僅影響了她們的發展，更使她們在承擔責任時面臨更大的心理壓力。
二、原因探究：結構性條件與文化因素
事實上，該項年輕照顧者現象的背後，乃是多重社會結構性條件與文化因素所交織而成的預期性結果，首先，台灣正面臨全齡老化與少子女化的雙重挑戰，根據內政部統計，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超過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之林，而少子女化的人口量能，更是進一步削弱了家庭內部的照顧資源，當家庭中缺乏可分擔責任的其他成人時，年輕人便成為自然而然的「候選人」。
其次，傳統文化中的孝道觀念也在無形中加重了年輕人的心理負擔，社會普遍將孝順視為美德，但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價值觀可能轉變為加諸於年輕人身上的某種道德綁架，使他們難以拒絕不合理的角色扮演要求，此外，性別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女性更容易成為主要照顧者，加劇了她們在教育和職涯上的犧牲。
再則，現行長照政策存在結構性盲點，僅以行政院所推出的該項《強化青（少）年照顧者支持措施》為例，雖然是提供了一些經濟補助與就學支持，但將服務對象限制在25歲以下且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使得許多真實有需求但卻是不符合條件的年輕人，已然被逕自排除在外；此外，政策資源過於分散且缺乏整合，使得年輕照顧者難以及時獲取有效的社會性支持。
三、改善對策：多層次支持與政策調整
要解決年輕照顧者面臨的運作困境，需要從多個層面進行改進，首先，應加強對年輕照顧者群體的全面普查，以獲取更準確的數據，從而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政策；此外，應擴大政策標地對象的覆蓋範圍，不僅針對低收入戶，更應考慮到「臨界點族群」的近貧族，以及其他因特殊原因而必須承擔照顧責任的弱勢年輕世代。
其次，應強化教育體系中的認知辨識與支持功能，像是作為第一線接觸學生的教師人員，應接受專業培訓，以便及早發現學生可能面臨的家庭照顧壓力，於此同時，學校應配備專業諮商心理師，而非僅依賴學校輔導老師，藉此提供更深入且專業的心理支持。
再次，可以考慮建立「人生教練」制度，亦即，藉由專業人士協助年輕照顧者理解醫療系統、溝通技巧及資源使用方式，並提供長期陪伴和知能指導；此外，應推動社區式支持網絡，例如日間照顧中心或短期替代性服務，據以減輕長照家庭內部的照顧壓力。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推動「照顧公共化」，將家庭內部照顧責任轉向公共服務，以能減少個別家庭的身心負荷，進而提高整體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連帶地，要如何從年輕照顧者、年邁長者的個案工作處遇，以延展到背後長照家庭動力通盤性解套的個案管理機制設計，直指出來以一套讓長照家庭得以穩健運作的照顧體系和協力網絡，實為道為本的癥結所在。
四、批判性反思：從個人責任到社會共同體
該項年輕照顧者的議題現象，著實突顯了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我們是否過於依賴家庭內部來解決長期照顧問題？傳統孝道觀念雖然具有文化意義，但在現代社會中，其實可能加惡成為一種結構性壓迫手段，尤其是當我們讚揚年輕人「貼心」、「乖巧」、「孝順」等美德時，也可能忽略了他們作為稚嫩個體所需要的社會支持和成長空間。
除此之外，目前政策設計中的「二分法」與資源分配的不均，也反映出台灣長期以來在福利政策上的侷限性，當政策過於強調經濟條件而忽視其他因素時，那些「臨界點族群」便淪為看不見的人群，這不僅是資源分配上的結構性侷限問題，更是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一種跨世代挑戰。
更深層次地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國家在長期照顧中的角色定位，畢竟，高齡老化與少子女化並非單一國家面臨的問題，而是一項全球性的共通趨勢，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如何透過公共政策實現照顧責任的合理分配，藉此避免將壓力過度集中於特定群體，這會是當代台灣亟需要面對的變遷課題。
總之，年輕照顧者是高齡老化與少子女化交織下的一個時代縮影，他們承擔著超齡責任，卻未能獲得足夠的社會支持，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需要打破傳統觀念束縛，推動以公共服務為核心的長照模式；同時，也必須全面檢討現行政策中的盲點，以確保每一位需要幫助的人都能獲得公平、公正的支持，值此，邁向全齡老化社會的長照路上，我們需要的就不僅是政策調整，更是價值觀念上的深刻反思和認知翻轉。
請記住：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改變，更是一場讓愛與責任不再成為枷鎖的翻轉性變革，讓每個年輕人都能擁有選擇自己的權利，這是因為，年輕肩上的青春歲月，不應該是一場無聲的犧牲和孤單的前行，願妳們的照顧路上，有光，有人，有希望，更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守護您們的後盾依靠。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太報，2026.03.21：「扶助年輕照顧者經費近億『設25歲門檻』，專家提盲點」）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很多像我這樣的年輕女性照顧者，很早就開始承擔照顧家人的責任，一邊顧學業或工作，一邊照顧長輩，壓力很大卻常被忽略。社會與文化常期待女生去照顧人，也讓我們更難拒絕。
目前政府資源有限、門檻高，很多人得不到幫助，只能自己撐。因此希望國家能更積極介入，例如主動發現年輕照顧者、提供學校與心理支持、增加彈性的長照服務（如喘息服務），並放寬補助條件。
最重要的是，把照顧從家庭責任轉為公共責任，讓我們在照顧家人的同時，也能被支持，不再孤單承擔。
我深深感受到年輕照顧者在台灣社會的困境，這不只是個別家庭的故事，更是整個長照體系的痛點。
長期照顧絕不是專屬老人的議題，年輕照顧者往往是青少年或年輕成人，他們被迫扛起家人的醫療、日常照料，犧牲自己的學業和青春。 文章提到，有些孩子從國中就開始煮飯、餵藥、打掃，人生像被按下暫停鍵，無法像同齡孩子在學校中學習。讓我想到台灣已是超高齡社會，照顧需求不只老人，癌症、意外或慢性病都可能讓年輕人成為照顧者。 我覺得政府長照2.0雖已將經費從50億增到600億，但仍忽略這些「隱形」年輕族群，他們的壓力無人知曉，而預算的增加，最後仍是年輕人為此買單。
再者對於補助只能給符合條件的低收入戶，畢竟是少數族群，許多中低收入家庭看得到資源卻吃不到。 長照等級2級每月上限才1萬出頭，重度才到3萬多，但申請需評估、排隊，僧多粥少的狀態，許多家庭只好自己扛也不敢奢望補助。 我在保險業工作多年，常見客戶家有失能或是慢性病需要照顧親人，卻因收入稍超標就無法領補助，結果子女必須輟學或是某一個人辭職照顧，若是能像保險的概念，大家互助合作，加上社區共同參與，擴大補助的對象，讓更多人得到喘息的機會。
另外社會傳統偏見總覺得照顧是女人的事，女兒或媳婦就該犧牲，男生則被默許逃避。文章亦點出「孝順」文化，讓年輕女孩超齡承擔，忽略她們的權利，我同意這強化了性別不平等，家庭常自動推給「有空」的女性，結果造成照顧者身心俱疲。還有「不照顧家人就不孝順」的成見枷鎖實在太沉重了！年輕照顧者被綁在家中，無法追求夢想，社會除了讚揚他們「孝行」，卻沒有實質支持。問題出在家庭、社會還是政府？文章呼籲找出資源支援孩子當孩子，我認為長照3.0需要正視年輕照顧者族群，為他們提供喘息服務、心理輔導和教育補助把照顧公共化，讓家庭穩定，社會才能安定。
總之，這議題很觸動我，盼政府在長期照顧的政策能更全面，讓照顧不再是個人命運，而是社會責任。
順民老師的這一段話道出許多主要照顧者的心聲.
{傳統孝道觀念雖然具有文化意義，但在現代社會中，其實可能加惡成為一種結構性壓迫手段，尤其是當我們讚揚年輕人「貼心」、「乖巧」、「孝順」等美德時，也可能忽略了他們作為稚嫩個體所需要的社會支持和成長空間。}
據學生所知,許多主要照顧者都很討厭聽到這類結構性壓迫感的詞彙或語句.尤其是那些總以天邊孝子們的成就為榮為傲,卻又不願去打擾天邊孝子生活 事業的長者們. 從他們口中對主要照顧者的子女們說出「貼心」、「乖巧」、「孝順」…..等話語,若其再加上羨慕又期待的無辜神情望著………那實在是讓真心陪伴在自己長輩身邊的子女們感到不知所措及所言.
這種壓迫感對於任何年齡層都不該發生,若發生在25歲以下的年輕照顧者身上,更令人於心不忍.就如順民老師文章所提到的~這是傳統文化中的孝道觀念在無形中加重了年輕人的心理負擔.
學生以為,福利制度或硬體設施…等外在因素的改善相較於傳統文化中的孝道觀念的改變是更容易的. 若傳統文化中的孝道觀念沒有改變,即便長輩們是享受完善的福利制度及住在良好的機構, 其內心仍總有缺憾感.所以我們會在住宿型機構見到許多眼神空洞的長者望者遠方或無力地望著每位來訪者的期待表情.
歐美的福利國家原本就非三代同堂的教育理念;所以若台灣能有符合傳統文化中的孝道觀念的福利制度及住宿機構,那對被照顧者及照顧者都是無價的福音;否則,從小在教育及宣導上,就該調整傳統文化中的孝道觀念.
這不僅是制度問題，更是社會結構的系統性問題~
家庭少子化： 過去的大家庭或鄰里網絡消失了。當一個小家庭（如單親、獨生子）遇到變故，沒有任何緩衝墊，孩子就是唯一的備胎。
孝道的過度外部化： 社會長期將照顧責任視為家務事，並用「孝順」來美德化這種犧牲。這讓政府在資源投入上有了「那是家屬應負責任」的藉口。
長照人力的質與量不足： 即便有錢、有制度，但長照居服員人力短缺、流動率高，導致家庭即便申請了服務，也可能面臨「等不到人」或「服務品質不穩定」的困境，最後還是得由家裡最弱勢的成員——年輕人接手。
當我們談論長照時，我們常說要「全人照顧」，但實際上我們只照顧了「老」和「病」，卻遺忘了在病床旁邊那個正值青春、卻眼神疲憊的孩子。制度無法銜接，是因為我們從未在法律與預算中，將青少年照顧者定義為一個需要獨立支持的「權利主體」。
千萬別再讚揚孝順，那是對待青春的霸凌
在年輕照顧者的超齡責任，不是誰比較懂事，而是誰比較沒得選擇。當我們誇孩子貼心、乖巧、懂事又孝順的同時，其實是在替制度脫責，把照顧外包給家庭，再把家庭外包給那些最不會反抗的人，多半是女兒、媳婦、或還在長大的孩子。
最諷刺的是，被納入社福系統的只有少數，沒被看見的卻是多數。政策用年齡、戶籍、低收門檻切割需求，形成看得到、領不到的近貧黑洞，學校看見的是缺課與退步，卻不一定能看見夜裡餵藥與更換尿布，於是孩子白天當學生，晚上當看護，長照變成青春兼差。
只要長照仍偏向補助而非服務、偏向家庭而非公共、偏向流程而非喘息，年輕人就會被推進納許均衡，只有選擇硬撐下去，真正的解方不是再辦一場感人宣導，而是把年輕照顧者列為權利主體，主動辨識、校園通報、心理支持、彈性喘息、近貧納入，並把照顧公共化。
從事長照領域的我，發現照顧不僅僅是家庭的私事，而是社會結構與政策設計下的共同課題。文章指出許多年輕人因家庭需要而被迫承擔超齡責任，甚至犧牲學業與青春，這讓我深刻感受到社工在支持弱勢群體時，必須看到那些「隱形議題」，並嘗試讓主要照顧者及使用服務者的聲音能被聽見。
我特別注意到性別刻板印象對女性年輕照顧者的壓力，這提醒我在未來的專業學習中，要敏感於性別不平等的影響，並思考如何透過社會資源與倡議來減輕她們的負擔。文章提出的「照顧公共化」概念，也讓我理解到社工不只是陪伴個案，更要推動制度層面的改革，讓照顧責任能由社會共同承擔。
這篇文章讓我體會到，社工的角色不只是服務提供者，更是文化與制度之間的橋樑。未來我希望能在專業中學習如何建立支持網絡，讓每位年輕照顧者的青春不再只是犧牲，而能擁有希望與選擇。
文章的重點整理
一、 隱形困境：被剝奪的青春
1.黑數龐大： 官方統計（25歲以下僅361人）嚴重失真，大量青年隱身於家庭暗處。
2.多重剝奪： 勞動負荷導致學業中斷、職涯受困、社交失能，形成發展性創傷。
3.性別標籤： 傳統「女性天生適合照顧」的迷思，加劇女性青年的心理負擔。
二、 根源病灶：結構與文化的雙重夾擊
1.家庭失能： 少子女化與全齡老化，迫使缺乏資源的年輕人成為「唯一照顧人力」。
2.道德枷鎖： 傳統「孝道」被工具化為道德綁架，使照顧者難以對外求助。
3.政策盲點： 現行資源門檻過高（限低收、25歲以下），且服務破碎化，難以觸及「近貧」邊緣族群。
三、 行動對策：建構多層次支持體系
1.精準辨識： 推動全台普查，將「近貧/臨界族群」納入政策防護網。
2.校園介入： 培訓教師辨識能力，引進諮商體系提供深度心理支持。
3.制度創新： 建立「人生教練」媒合醫療資源；強化「照顧公共化」以減輕家庭勞務。
4.資源整合： 推動以「個案管理」為核心的長照協力網絡，打破資訊孤島。
四、 核心願景：從私事轉為公共責任
1.價值翻轉： 拒絕過度讚美照顧者的「乖巧」，正視其被犧牲的發展權益。
2.國家定位： 確立長照為社會共同責任，資源配置應優先保護弱勢世代。
3.最終目標： 讓愛不再成為成長的枷鎖，確保年輕人擁有「選擇未來」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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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監獄個管師視角看「年輕照顧者」的結構困境-高牆外的無聲禁錮
一、隱形的共通點：被社會排除的邊緣
報告中提到，25歲以下的年輕照顧者多數處於「黑數」狀態。這與我在監獄看到的某些受刑人背景極其相似。許多觸法青年在進入監獄前，往往正是家庭失能、資源匱乏下的「自然候選人」。當長輩臥病、經濟中斷，他們在心智尚未成熟時便被迫承擔成人的照顧重擔，因而挺身走險。
從社工的觀點來看，這些年輕人面臨的是嚴重的「多重剝奪」。他們失去的不只是學業與職涯，更是對未來發展的「選擇權」。在監獄裡，我們努力協助更生人社會復歸；但在高牆外，這些年輕照顧者卻在最燦爛的年紀，提早與社會斷軌。若支撐系統持續失靈，這種長期的身心負荷與經濟崩潰，極易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下一個破口。
二、 拆解「孝道工具化」的道德束縛
在個管的實務現場，我常遇見那些因『貧病交迫』而鋌而走險的年輕生命。當傳統孝道被社會塑造成一張『不能討價還價的死合約』時，這些孩子便在排山倒海的照顧壓力下，徹底失去了向外呼救的勇氣。他們害怕只要開口喊一聲累，就會被貼上「不孝、累贅」的標籤，於是只能關起門來，用稚嫩的肩膀硬扛起整個家庭的崩解。這種窒息的道德綁架，本質上是制度失能的遮羞布——當公共服務缺位、長照資源無法及時進入這些近貧家庭時，社會便轉而讚揚年輕人的犧牲。這讓照顧不再是基於愛的生命流動，而演變成一場在沉默中耗盡青春、甚至被迫犯罪求生的『無聲殉難』。身為個管師，我看見的不是他們的『乖巧』，而是被制度推向高牆邊緣的絕望。
三、破除「服務破碎化」：從個案管理到人生教練
身為個管師，我對文中提到的「服務破碎化」感同身受。在矯正體系，我們常面臨轉銜服務的斷層；在長照領域，年輕照顧者則在醫療、社福、教育等不同窗口間疲於奔命。
報告提出的「人生教練」制度令我耳目一新。這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源連結，更是一種「權力賦予」。年輕人需要的不是被動的救濟，而是有人教導他們如何與醫療體系對話、如何規劃彈性職涯，並在心理崩潰前拉他們一把。這種「以人為中心」而非「以單位為中心」的協作網絡，正是打破破碎化現況的關鍵。
四、 結語：讓愛不再成為枷鎖
這份報告帶給我的啟示是：長照不應只是家庭的私事，更不應成為弱勢青年的原罪。 作為一名監獄個管師，我期許未來的社會支持網絡能延伸到更多角落。我們不應等到悲劇發生或青年被迫觸法後，才在監獄裡討論他們的家庭背景；我們應該在校園、在社區、在醫療體系的每一處接點，建立精準的辨識與轉介機制，近期剛好就跟署裡的長官聊起這個議題，跨專業雲端協作： 將醫療、長照、司法與教育資源串連，讓個案管理師能透過平台即時掌握個案動態，確保支持不中斷。
最後翻轉價值，從拒絕「工具化孝道」開始；落實支持，從建構「人生教練」與「個案管理」開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確保這群年輕人的青春不再被無聲禁錮，讓他們有權利在愛家人的同時，也能勇敢地擁抱自己的未來。
讀完王教授這篇關於「年輕照顧者」的文章，身為一個年屆五十、正處於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間夾心層，我內心百感交集，更充滿著深深的沈痛與反思。
在我們這個年紀，照顧逐漸老去的父母已是生活常態，我們深知長照是一場耗費體力與心智的無盡馬拉松。因此，當文章指出有許多青少年甚至孩童，因為家庭變故而被迫提早承擔起「超齡責任」時，我感到無比心疼。這個階段的他們，本該是盡情探索世界、累積知識的黃金歲月，卻被困在長照的陰暗角落。這不僅剝奪了他們的青春，更是對青年福利與身心發展的嚴重戕害。
這種現象也深刻扭曲了正常的家庭互動動態。傳統的「孝道」觀念在我們這一代根深蒂固，但當這種美德變成綁架稚嫩個體的枷鎖時，社會必須警醒。當孩子被迫提早成為成人的照顧者，家庭的角色與界線便發生了錯置，這對青少年的自我認同與心理健康是一大打擊。一般人認為家中有變故、弱勢的家庭孩子容易學壞，但是誰來心疼這些乖巧懂事都好孩子？
我極度認同王教授對現行政策的批判。將資源門檻僵化地設在25歲以下且具低收入戶資格，完全忽略了長照壓力是跨越經濟階層的。許多處於臨界點的近貧家庭，正因為這些冰冷的法規而被排除在社會安全網之外。真正的解方不應僅限於津貼補助，更需要活化社區支持網絡與非正規的學習與教育支持系統，讓學校、社區與專業心理諮商能及早介入，接住這些隱形的孩子。要從鄰長，社區主委、里長、學校家長會共同規劃制定解決處機制。
這篇文章是一記警鐘。我們這代人努力撐起家庭，最不願見到的就是下一代因為我們的衰老而失去未來。長照不該只是個別家庭的孤軍奮戰，必須加速推動「照顧公共化」。期盼整個社會能共同撐起保護傘，讓年輕人的肩膀用來承載夢想，而不是被長照的重擔所壓垮。
我的心得是結合，中年世代的生命經驗，並從學校社區、團體公共單位努力給孩子們一個快樂成長的環境。
這篇文章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把「年輕照顧者」從一種被讚美的孝順行為，轉為一個需要被看見的結構性問題。文章指出，社會長期將照顧責任視為家庭內部的事情，甚至透過孝道與道德期待，使年輕人過早承擔不符合其年齡的責任，這其實是一種被忽略的壓迫。我覺得這個觀點很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問題不只是個人的選擇，而是制度與資源分配的不公平。例如那些「臨界點族群」無法被政策接住，讓照顧責任落在最脆弱的人身上。讀完後，我會反思，社會是否過度依賴家庭來承擔照顧？若沒有公共支持，這些年輕人其實是在用自己的成長與未來交換家庭的運作。因此，推動「照顧公共化」不只是政策問題，更是關於世代正義與社會責任的重新分配。
高齡化及少子化在長輩或是青壯年的身上都背負著極大的負擔，或許長輩需要孩子的陪伴相處，但若變成長久責任的長期照顧，為的只是盡「孝道」，當年輕的照顧者放棄在職場或是校園發展的機會，這即變成了一種削弱社會資本的行為。期望「照顧公共化」能夠解放年輕勞動力，且緩解長期照顧所帶來的身心健康危機，將高強度的照顧回歸專業，把青春還給孩子們。同時當照顧服務變成一種「社會公共服務」而非「女性家務」時，能有效釋放傳統性別分工的壓力，讓制度化的公共資源取代傳統家族中女性之責任，有助於追求性別平權，讓女性不因性別角色而犧牲個人前途。
隨著高齡老化和少子女化的時代來臨，年輕照顧者的議題我認為有可能隨之增加，也因此政府在這個議題上的政策制定和其相關思考都應該要重視和即早做準備。這些年輕照顧者不光是要應付家中長輩的照顧工作，還要兼顧自己的學業和規劃、打算未來的職涯選擇，更甚至還會面臨到自身的健康、心理壓力等方面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往往都會因為華人孝順文化的期待和社會結構性等因素而被大眾漠視，等到這些年輕照顧者和其背後的整個家庭都支撐不下去的時候往往都已經是很嚴重的狀況，有的還可能無法挽回，也通常到這樣的時候才會有媒體報導，大眾才會真正看到和關心這樣的狀況。
然而面對這樣的華人孝順文化期待、過往傳統的照顧觀念與現代家庭結構的改變，我們更應該要審慎思考和學習新的照顧觀念與素養：照顧這件事情可以不只是一個家庭的事情，而是可以藉由整個社區的力量，來一起互相照顧，不用把全部的照顧責任全部壓在一個年輕甚至是還未成年的照顧者身上，他們不應該承擔所有的照顧責任，而是有權利學習並且追尋自己想要的未來，而不是被沉重的照顧壓力給壓垮。
閱讀這篇關於年輕照顧者的文章，讓我感受到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雙重壓力下，許多年輕人其實正默默承擔著不屬於他們年齡的責任，表面上社會常稱讚這些孩子「懂事」、「孝順」，但實際上，他們可能因此犧牲了原本應該擁有的學習與成長機會，甚至影響到心理健康，當家庭照顧壓力無法被分擔時，最先被犧牲的往往就是家中較年輕的成員。
現行的社會安全網雖然已有一些補助或支持措施，但真正能被納入體系的年輕照顧者人數仍然偏少，顯示制度在辨識與介入上仍不夠卻實；許多個案可能因為不符合低收入戶資格，或缺乏主動求助的能力，而長期處在被忽略的狀態。若社安網只是停留在紙本制度或補助條文上，而沒有更積極地走入校園與社區進行主動發掘與支持，那麼再多政策也難以真正幫助到這些隱形的照顧者。
我認為未來的社會安全網應該更重視預防與早期介入，並加強跨單位合作，例如學校、醫療與社政系統之間的連結，才能真正減少年輕照顧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