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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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12日，總統賴清德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第40條與〈赦免法〉第3條，首次行使任內的第一次特赦權，免除八旬劉姓婦人因悶死重度身障兒子的刑罰執行，本案之所以會引發社會高度的關注，乃是因為劉某肩負長達50多年的照顧責任，在身心疲憊與健康惡化的壓力下，最終釀成無法挽回的家庭悲劇，至於，該項「免刑不免罪」的特赦方式，旨在於回應個案的人道處境，同時，彰顯司法與制度的補位機制。

然而，此一特赦事件的背後，投射出的是台灣長期照顧制度的壓迫結構性問題，以及超高齡社會中老障議題所要面臨的沉重負擔和孤立處境，如此一來，雖以特赦彰顯人道關懷，但此舉是否能真正解決長照悲劇背後的深層矛盾，值得更深入的探討，這是因為：長照悲歌背後所潛藏諸多的結構性條件，包括：首先是長照制度的資源不足與不平等分配，截至2025年底，台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比例業已超過20%，而步入超高齡社會之林，但是，長照服務的供需失衡問題依然嚴峻，許多家庭更因為無法負擔專業照護費用，就只能由家庭成員自行承擔主要的照顧責任，尤其是女性與年長者，成為重要或唯一的照顧者，此一從「有人照顧」、「有專人照顧」，到「有專業照顧」的斷裂，已然預伏更多長照悲劇吟唱的奏鳴曲。

其次是家庭結構變遷與支持網絡不足，隨著少子女化與核心家庭化，家庭內部人力資源相對不足、羸弱，導致主要照顧者面臨到極大壓力的照顧赤字，上述劉姓婦人的殺子案例，正是家庭運作失靈的現象縮影，她獨自承擔了超過半世紀的沉重照顧重責，最終因身心壓力崩潰而釀成悲劇。

至於，全社會對於家照者的忽視和污名化，致使許多家庭因害怕外界批評或羞恥感，而不願在第一時間尋求外部幫助，進而加劇了家照者的社會孤立感，以此觀之，弒子行為固然令人痛心，但也反映整體社會對於這類特定群體、特殊需求和特別服務項目，欠缺足夠理性分析的認知同理心；連帶地，法律與政策的滯後性，進而需要透過總統的特赦來解決個案問題，何嘗不是突顯現行法律框架在面對特殊情境時的侷限性，就此而言，理應檢討現行法律對於「照顧殺人」案件的處置方式，以避免司法刑責對於家庭悲劇所帶來雪上加霜的加惡懲治。

冀此，從個案範疇到制度改革的批判性反思，實屬必要，本案雖以總統特赦形式暫時平息了輿論，但卻點出在面對超高齡社會和長期照顧問題上的諸多結構性挑戰，換言之，特赦作為一種補位機制，其本質乃是對於現行長照制度運作失靈的一種緊急修補，而非是根本解決之道，若果，相迎層出不窮的照顧弒親及其頻繁依賴特赦來處理類似案件，不僅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更可能會掩蓋制度設計的缺失、漏洞，更遑論於讓政府迴避應有的改革責任。

最後，我們應體認到，長期照顧不僅是個人的責任，更是整個社會要共同面臨的挑戰，對此，如何建構一個更具包容性和更能支撐家庭運作的長照體系，這會是官、學、產、研和全社會，需要共同努力的國安課題，尤其是如何從結構性層面進行全面變革，才能真正避免類似悲劇的不斷重演。

總之，作為一種人道關懷措施的特赦手段，在短期內是可以給予當事人或國人，一定程度的慰藉之意，但我們更需從中汲取教訓，加速推進制度改革，方能真正實現「接住每一個需要協助的家庭」的長照布建目標，從而避免再度陷入長照悲歌迴圈之中，如此一來，諸如投入資源配置的基層長照服務網絡、增加對於重度身障者家庭的專業協力服務、建立全面性的長照家庭支持體系、修訂法律以增加彈性處理空間、推動社會意識的認知教育工程，以及強化數據研究分析的長照圖象勾勒，直指出來，特赦過後的制度變遷挑戰，才正要開始。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2.12：「賴清德任內首次特赦！8旬婦人悶死重殘兒『免除發監執行』」）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