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由非營利組織所進行無政府福利身分之扶助家庭的生活狀況調查，相與關聯的調查結果及其所潛藏的結構性意涵，實有進一步深究之必要，特別是回歸對於全社會倫理責任的再次深刻檢驗。
話說：根據家扶基金會於2024年9月至2025年1月期間所進行的《無政府福利身分之扶助家庭生活狀況調查》，共計發放1,500份問卷，有效回收1,320份，調查的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有60%係屬於非典型就業或未就業者，這其中59%的受訪者，甚至於是家庭生計的唯一經濟來源，但是，近七成的家庭工作者每月收入卻是低於新台幣3萬元，無疑地，這些數據揭示無政府福利身分家庭在經濟上的脆弱性及其社會安全網的可能漏接之處。此外，該項的調查還進一步指出，「家庭照顧」乃是這些無政府福利身分家庭要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對此，有53.9%的受訪者表示家庭中有成員需定期就醫或照顧身心障礙者，44.9%的家長因為缺乏支援而不得不自行照顧學齡前的孩子，這些交織所形成的照顧責任高度集中化情形，更使得主要家計負擔者不得不選擇像是臨時工或兼職等低薪、工時彈性高的勞動型態，進而陷入收入不穩定的就業困境。
誠然，造成上述迷亂現象的可能歸因，係屬複雜、多樣，這其中包括：（一）首先，家庭照顧責任的增加，往往使得弱勢家庭的成員無法全心投入穩定的工作；（二）其次，技能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調查顯示，受訪者中有45%僅接受過初等教育，這多少限制他們的職業選擇、晉升機會和社會流動；（三）此外，許多主要照顧者自身也有健康問題，這當中有近50%的未就業者因其身心疾患而無法穩定工作，更使得他們在尋求就業時面臨更大的挑戰。職是之故，在如此般的層疊環扣背景底下，這一群無政府福利身分的家庭，更因為欠缺官方、正式的社會性支持，而無法有效應對諸多的生活難題，乃甚至於從生計的經濟壓力，擴大且延伸至心理上的焦慮壓力及其社會資源的怯弱匱乏，從而加劇深度貧窮的結構性困境。
至於，為了改善無政府福利身分家庭的生活狀況，實要有多方面的因應對策，像是：（一）首先，應加強現行社會安全網的銜接設計，以提供更多的資源與支持，進而有效協助這些弱勢家庭的照顧責任；（二）其次，應推動技能提升計畫，幫助這些家庭成員獲得更多的職業技能，以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這部分的社會性投資之廣度、深度、強度和時間進程，均有通盤檢討之必要；（三）此外，全社會也應該對於這些經濟弱勢的『黑戶家庭』，給予更多的理解與支持，減少對弱勢家庭的偏見，以促進不同類別範疇的社會性共融；連帶而來的批判性反思，直指出來現行的公共政策是否真正考量到弱勢家庭的需求滿足和風險規避，尤其是這一群無政府福利身分的弱勢家庭，係屬於經濟支持、心理健康及教育資源等方面均處於不利位置的社會邊緣群體，他們的聲音和需求未能或無法得到應該要有的社會性關注，因此，未來的政策制定理應注重從資格確認到無福利身分之於分類、分級、分流家庭的實際運作情況，從根本上解決貧窮問題的多重歸因，而非只是依賴短期救助的紓困措施。
總之，該項的調查揭示無政府福利身分家庭在經濟、教育、職業、照顧責任、運作動力等方面的多重挑戰，這些的複雜問題，也會對於全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造成一定程度的運作威脅，唯有透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方能為這些家庭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和生命機運，藉此擺脫物質貧窮的惡性迴圈循環，更何況還有諸如貧困子女的負面童年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ACEs）抑或親職化兒少角色扮演（Parentified Children）等等棘手待解的家庭內部動力議題現象。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中時電子報，2025.10.01：「家長非典型就業占6成，家扶揭『3大難關』讓弱勢家庭難脫貧」）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如果不是因為曾經擔任過老師，進入教育的一線現場，才更加驚覺原來社會上有那麼多弱勢家庭出生的小孩
相對也會間接發現一些脆弱家庭的個案
通常這樣的學生，身為老師除了加以關心並與輔導室配合，陪伴他們渡過
雖然社會環境依然是混亂，也不知究竟該怎麼做才可以讓這社會越來越好
盼望自己能夠盡一己之力，讓這社會越來越好
以前有個同學家中一個月只有三萬的收入，要供給一個成年人與兩名高中生，曾經試圖申請低收或是中低收入戶，卻都以「有一間房子」作為原因駁回，看著班上有低收的同學零用錢一堆、週末還可以跟朋友出門吃喝玩樂，心裡湧起一股強烈的不公平感，與同學深聊後得知是因為父母領現金作為薪水、家裡的房子掛在其他親戚名下，所以順利通過，不禁反思政府審核時看的都只有這些文件資料就可以真的確認該戶需要幫助嗎？即便有社工介入的情況下依舊無法通過，那政府的審核標準是否該做修改？該怎麼作改動才可以讓這些資源回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老師您這篇文章真讓我心心有戚戚焉啊~
許多家庭因經濟收入不穩定、照顧責任沉重，而面臨生活壓力與心理焦慮。對我而言，這些描述並不抽象，它們正是我自身生活的寫照。身為一位單親媽媽，育有一名12歲的多重障礙孩子，而孩子的監護及扶養權歸前夫所有。過去我曾經擔任公司的負責人，但公司倒閉後，我背負了高達近兩億元的債務，生活陷入極大的困境。我無法申請低收入戶，沒有任何政府福利身份的保障，因此每日的生活與照顧壓力都必須自力承擔。這種經歷，讓我對文章中的「低薪、工時彈性高但收入不穩定的工作」和「家庭照顧責任高度集中」的描述感同身受。
許多家庭因照顧責任而無法穩定工作，也因教育程度或技能限制，就業選擇有限。我自己也深刻體會到，無論多麼努力，生活中總有無法控制的變數，如孩子的健康狀況或突發經濟問題，使得原本規劃好的工作與生活都被迫打亂，心理壓力也隨之增大。這種困境不只是個人的挑戰，也是社會制度漏洞的反映。文中建議加強社會安全網、推動技能培訓、提供社會理解與支持。對我而言，這不只是理論上的建議，更像是對我自身生命經驗的呼應。我深切感受到，若社會能提供更完善的資源支持，像我這樣的家庭就不必在經濟壓力與照顧責任之間疲於奔命，也能為孩子提供更穩定的成長環境。
在讀完老師這篇文章，讓我更了解自己的處境，也提醒我思考如何在有限的條件下，為孩子與家庭創造更多的生活可能性。每一份數據背後，都是像我一樣努力生存的家庭，而全社會若能真正關注並給予支持，這些家庭才有機會擺脫貧困與焦慮，迎向更有尊嚴的生活。
家扶基金會於2024年9月至2025年1月調查無政府福利身分家庭，回收1,320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 「經濟脆弱」：60%屬非典型或未就業，59%為家庭唯一收入來源，七成每月收入低於3萬元。
2. 「照顧責任集中」：53.9%需定期照顧身心障礙者，44.9%需照顧學齡前兒童，主要經濟來源者多採取臨時工或兼職工作。
3. 「結構性挑戰」：教育程度低（45%僅受過初等教育）、技能不足、健康問題，使得就業穩定性與社會流動性受限。
現況顯示，這些家庭雖努力維持生計，但在**經濟、教育、就業、照顧與心理方面皆存在結構性脆弱點。
上述情形凸顯社會中間層仍有家庭正面持續臨著諸多生活壓力與困境。這也警惕我們應有一些反思，在現行機制是否出現下列形成困境的因子：
1. 政府福利多採「資格審查制」，以「收入」「財產」「戶籍」為主要判定依據。許多家庭雖收入略高於低收標準，但實際支出龐大（房租、照顧、醫療），仍生活困難。例如：低收門檻以家庭所得總額計算，未考量實際生活成本、地區差異或非正式工作收入不穩定性。
2. 社會福利由不同部會管理（社會救助、勞政、衛福、教育等），家庭需自行摸索。缺乏整合式個案管理機制，導致弱勢家庭在體制邊緣中被忽略。
3. 排富條款設計為防止濫用，但實際上讓「剛好過線」的家庭成為「隱形貧窮者」。這些家庭無法獲得補助，也不符資格參與社區支持計畫。
4. 勞動市場中臨時工、外包、自營職業者比例上升，收入不穩且勞保保障退休生活。
5. 生活成本快速上升，房租、教育、醫療、照顧成本飆漲，尤其在都市地區。即使家庭總收入高於實際福利申請資格，實際可支配所得仍有限。
6. 福利設計仍停留在「救助貧窮」而非「預防貧窮」的思維。對於中間層與邊緣層缺乏長期性扶助或社會投資。
提供一下幾點參考建議如下：
1.依生活成本動態調整低收、中低收標準，納入租金與照顧支出。對於收入略高於貧窮線但仍生活困難者，提供彈性補助，避免福利斷層。
2.整合救助、就業、教育、健康等資源，由單一窗口協助家庭申請與轉介。結合NPO與社區組織，強化主動發掘與陪伴服務。對積極就業、進修、或社區參與者給予獎勵性支持，讓努力有回報。
3.發展社區共助資源, 如社區共餐、二手物資銀行、共享廚房、托育互助等，降低生活開支並增進互助關係。
4.提供職涯規劃、理財規畫輔導，協助反轉現行生活困境。
福利門檻的設計，牽涉到資源有限與公平分配、制度透明與社會信任、政策操作與行政效率等多重考量，透過標準化審核，可以確保各地執行一致性與行政透明。
但在我們的服務現場，也看見了某些「制度性排除」的問題，遇見一群無政府福利身分的家庭，其實是社會安全網最薄弱的一角。他們名下或許有一棟老屋、一輛車，甚至只是與親人共登戶籍，卻無實際經濟效益助。門檻與財產審核標準，使其被排除在正式救助體系之外。
這些邊緣或近貧家庭，收入常不足以支應日常生活與教育支出，只能以借貸、預支薪資等方式維持生計；為了讓孩子有飯吃、有學費繳，他們靠預支薪水、向親友借錢過日子；一旦遭逢疾病、失業或急難事件，生活即陷入劇烈不穩。
在這樣的處境中，弱勢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就業、健康醫療、育兒與教育等多重脆弱的交織結果。未來的社會工作與政策思考，應從培力與發展的觀點出發，設計更具包容性與「需求導向」的服務策略，才能真正落實「社會安全網不漏接」的理念。
看見老師以此標題的論點，非常有感，在實務工作現場常碰到有許多無政府福利身分家庭、明明很需要幫助，卻因為制度上的限制而被排除在外，常處於弱勢生活狀態的家庭。
因許多主要照顧者自身也有健康問題，其身心疾患而無法穩定工作，技能不足、只能擔任臨時工作、收入不穩等諸多錯眾複雜因素，導致生活的不容易。
期盼透過政府端: 重新檢視福利制度，讓幫助能夠更靈活、更貼近現實。
透過社區力量，像學校、里辦公室、社工、NGO，一起組成支援網絡。
提供教育和工作訓練，讓家庭有機會自立。
最後也很重要的是，社會需要多一點理解、少一點偏見。
這群家庭的故事提醒我們，社會的公平不能只看資格和文件，
還要看見人背後的努力和需要，只有政府、社會和我們大家一起關心，
期待這些被忽視的家庭有機會重新找回希望和方向。
在現在的制度下，台灣的法定貧窮人口並未能真實反映出實際處於貧窮狀態的人口。許多應該受到協助的人，卻因制度設計與現實生活的落差而被排除在外。首先，社會救助法以「家戶合計」為計算標準，忽略了許多直系血親或同一戶籍內的成員早已斷絕聯繫、無金錢往來，導致名義上的家庭成員成為求助的阻礙。其次，「虛擬所得」的設計不合情理，只要家戶中有符合工作條件的人口，即便其未工作、收入不穩定或非典型就業，明明未達基本薪資卻仍以基本薪資計入所得。這樣的「虛擬」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反而成為排除救助的依據，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此外，現代人普遍離家就業、租屋居住，居住地不等於戶籍地的現象日益普遍。許多房東因稅收或其他顧慮而不願讓租客遷入戶籍，導致人民的居住事實無法被有效掌握。我認為這不僅使租屋族難以申請福利身分，也在社會安全與公共治理層面留下隱憂，例如治安、人口統計、防災布署與公共政策等都會受到影響。真心期盼社會救助法能夠經過妥善且充分的檢討與修訂，使制度真正回應人民的實際生活狀況，看見個人需求，而非以虛擬的或名義上的數字進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