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在當前社會中，老人受虐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根據資料顯示，臺灣地區的老人保護案件的通報數量，過去10年間成長了3倍，這一現象引起全社會各界的深思，尤其是在身心負荷極限的長照環境背景下，親屬間的衝突、精神壓力等因素成為主要原因，這使得包括事實描述、原因探究、改善對策及批判性反思等攸關到老虐、老保、老權等起承轉合的論述思辨，實有加以嚴肅看待之必要。
事實上，從2018年至2022年期間，臺灣社會共計發生28件涉及照顧議題的重大老人家暴案件，令人感到詫異的是，這其中63%的案件並沒有家暴通報紀錄，僅有22%的案件涉及使用居家或日間照顧服務者，這些數據皆足以顯示，許多的老虐事件係發生在家庭內部，並且往往是在缺乏外部監督的情況下發生的，換言之，親人擔綱的獨自居家式照顧，長期積累及其冰凍三尺的滾動影響，便成為用以壓倒家人照顧的最後一根稻草，如此此一來，更足以彰顯長照服務作為防制老虐憾事發生的重要性，對此，相應於聯合國將每年的6月15日訂為「世界老人虐待警醒日」，且今年（2025年）的重點是解決長照機構中老年人虐待問題，民團組織老人福利聯盟，僅就以協助長者照顧事宜的一線工作人員為例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工作人員對於老人保護通報概念，還是存在著認知行為不一致的極端落差情形，僅有64%六的長照從業人員知曉有老人虐待線上通報系統、52%知道可以撥打113保護專線，一旦，發現有老虐情事時，僅不到3成的長照從業人員，知道可以撥打110或119求助，顯然，如何有效強化老人保護的意識教育和資訊素養，及其修復認知與實踐之間的老保鴻溝，實為是用以建置長照防護網的一項迫切工程，畢竟，這些數據主要凸顯長照從業人員在意識教育與實務操作上的不足，進一步加劇老虐問題的隱蔽性、持續性和處遇困難性。
基本上，關乎到老虐原因，可以追溯至包括家庭結構、社會文化及教育等多個層面，像是長者往往因其個人的老化年邁因素，而必須要依賴子女或其他親屬的近身照顧，但是，隨著社會變遷和核心家庭的支持功能羸弱化，加劇了親屬間的照顧分擔衝突，況且長期照顧壓力所面臨到巨大的身心負擔，這種加乘的極限壓力，更是因為缺乏支持系統的有效挹注，而易於轉化為對長輩的不當對待，特別是無意識以進化到有意識的老虐情事，如此一來，從照顧者的個體範疇到照顧能力的培訓制度，不足、不夠和不無法確切落實的照顧素養，這也是身心負荷、情緒拉扯及其難以處理突發的照顧情境，致使演變成為對賭於老虐事件的歸因事由之一，以此觀之，從源頭端以建置的培育積分點數及其公共資源使用點值，實為一項迫切的變革措施，更遑論於全社會對於老年人的偏見和歧視，導致對其不當對待行徑的自圓說辭合理化，比如認為年邁長者「理應忍耐」或「不值得投入更多資源」，這些結構性與文化性的交織因素，共同構成老虐問題的深層根源。
誠然，有效解決老虐問題，應該可以從多方面入手，像是：首先，強化長照從業人員的專業培訓，提升他們對於老人保護的意識和能力，尤其是如何建置一套完善的評估體系，以確保一線從業人員應該要有的專業素養；其次，理應建立健全的社會支持系統，對於諸如預備照顧者、新手照顧者、夜間照顧者、全職照顧者、喘息照顧者、資深照顧者、移工照顧照顧者、新住民照顧者、居服照顧者與畢業照顧者等不同照顧歷程的角色扮演，規劃分類分級和分階分段的社會性支持和跨域團隊協助，特別是設立心理諮詢熱線或外展主動服務，以提供照顧者的情緒疏導、壓力管理、法定服務、資訊對稱等配套措施，據以減少因為精神壓力而導致的虐待行為。冀此，在這裡的思辨真義直指出來，要如何推動從受照者到照顧者、從被動求住到主動介入、從到宅居家服務到公共場合外展服務、從生理照護到全人發展照顧、從親人身心負荷到長照家庭動力，以迄於從以受照者為重、長照家庭為要、社區守護為先、國家責任為其後盾之「重—要—先—後」的運作原則，藉此宣示社會性關注、社會性投資、社會性守護的捍衛老權精神。
總之，嚴肅看待當前從老虐、老保到老權之間的落差或斷裂，尤其是要將考察的視角聚焦於典章制度的不平等以及文化因素對於老人虐待的構造影響，特別是如何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大眾對於老年人的認知態度，建立起尊重和關愛的不同年齡層的『適老文化』氛圍，才能減少不當對待的發生，畢竟，老虐問題的根源深植於家庭結構、社會文化及教育等多重因素中，解決此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如此一來，諸如通過強化從業人員的專業培訓、建立社會支持服務系統、提高公民大眾意識、重建代際之間的倫理教育等措施，方能預防和降低老虐事件，連帶地，攸關到長者照顧疏忽的辨識素養、長照家庭運作動力的覺察能力、從受照到家照等情緒糾葛的協力網絡，以及包括團體家屋、公共托老、日間照顧、關懷據點、機構養護等家外長照的潛藏不當對待情節，直指出來的乃是對於長期照顧歷程的守望與守護，各項變革工程之浩大，當比2026年規劃的長照3.0新藍圖，來得深邃且複雜。
最後，就其華人文化層面而言，儘管「孝道」仍是臺灣社會的一項重要價值觀，但是，其實踐方式已經隨其時代變遷而變得形式化甚至工具化，如此一來，當孝道被過度簡化為物質供養或形式上的探望時，其對於長者身心需求的關注、尊重和陪伴等孝道真義，便容易或特意的社會性忽視。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自聯合新聞網，2025.06.12：「老虐頻傳，老盟：長照應當第一防線」）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在代際裂縫中守護尊嚴：明峰在長照社會工作者的老人保護反思心得
最近幾年，身為一名長期照顧社會工作者，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台灣社會對高齡者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我們在政策層面推動長照2.0、準備迎接長照3.0，號稱要打造高齡友善社會；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在媒體與大眾輿論中，逐漸把高齡者描繪為「路上隱形殺手」、「博愛座上的特權階級」。這些現象，對我來說不是單一事件的爭議，而是折射出台灣當代社會正面臨的世代斷裂、文化轉型與照顧制度失靈。
根據王順民教授的分析，台灣在2018至2022年間，發生了28件重大與照顧議題有關的老人家暴案件，其中竟有63%從未有過家暴通報紀錄。這不禁讓我思考：如果這些事件都發生在親人彼此相對隱密的照顧情境中，那麼我們到底錯過了多少可以預防的可能性？而張淑卿秘書長則進一步指出，長照人員中，知道有線上通報系統的僅六成四，真正知道在危急時可撥打110或119求助的，竟不到三成。這樣的數據對我而言，是令人焦慮且沉重的。
這些現象讓我想起Erikson心理發展理論中，對老年期的描述——「統整對抗絕望」。長者若能在老年階段感受到人生的完整與價值，便能走向生命整合；反之，若感受到被社會遺棄、缺乏支持與尊嚴，他們將走向內心深層的孤立與絕望。而我們目前的長照政策與社會文化，真的讓長者感受到尊嚴與整合了嗎？
最近幾則新聞引發我深深的憂慮。媒體對高齡駕駛車禍事件的大肆報導，幾乎無一不將責任直接指向年長駕駛者的年齡本身，而不是整體交通安全設計、醫療認知檢測不足等制度性問題。一如同樣被誤解的博愛座爭議：當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大量批評長者「自私、強迫讓座、不講道理」，甚至以偷拍影片羞辱他們時，我看到的不是單一代際對立，而是文化失語與倫理教育的斷層。
在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其實與「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理論不謀而合。當長者被不斷貼上「麻煩」、「固執」、「拖累社會」的標籤時，他們不只會內化這些負面評價，還可能進一步自我懷疑、自我孤立，甚至認為自己真的成了社會的負擔。這種無形的心理壓力，是老年虐待另一種被忽略的形式──文化性虐待。
我曾在社區居家照顧個案中見過一位八旬老婦，每天為臥床的兒子備餐、擦身，不斷向我道歉「拖累大家」。我問她為何這麼說，她苦笑說：「現在老的人都被說是麻煩、吃資源的人，我還能多麻煩就少麻煩一點。」這樣的語言，像刀子一樣刺進我的心。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在孝道被視為文化根本的台灣，會發生越來越多的老人虐待事件？王順民教授指出，這其實正是「孝道形式化」的後遺症。當傳統倫理未與現代家庭結構與勞動壓力對接，當「照顧」成為一種義務而非情感的回應，那麼親屬間的照顧很容易變調為壓力與怨懟的場域。而在這種沒有出口的場域裡，衝突與壓力往往最終落在長者身上。
這也是為什麼「照顧者支持」在社會工作介入中極其重要。我們不能只是把「愛」或「孝」視為照顧的唯一動機，照顧是一項專業，也是一項需要被承認與支持的勞動行為。政府雖然在推動照顧者喘息服務、照顧者培訓，但在制度面仍有許多「看不到的斷裂」：如新住民家庭照顧者的語言隔閡、居家服務時間不足、心理諮詢資源稀缺等，這些都加劇了照顧者的孤立與無助。
身為一名長期照顧社會工作者，我愈來愈覺得，我們在談老年保護時，不能只是「防止傷害」，而是要去「創造關係」，重建家庭成員間的理解與溝通空間。這也是社會工作「以人為中心、系統觀、強調關係與尊嚴」的專業倫理價值所在。
有時我也會問自己：究竟是制度謀殺了我們的長輩，還是文化的變遷未能及時補上倫理與情感的教育？我的答案是：兩者兼具。制度失靈造成照顧困境，文化失語造成情感斷裂。而社會工作者所能做的，就是在制度與文化的夾縫中，讓每一個聲音不被淹沒，每一個人都仍被當作人來對待──不論他幾歲、不論他坐在哪裡、不論他能不能開車。
也因此，我真誠呼籲，政府在推動長照3.0之際，不該只是提升服務可近性，更應回到人的本質與社會結構的反思：我們是否已經將老年視為需要同理與支持的生命階段，而不是一種被排擠、羞辱甚至消音的存在？
未來的台灣會不會是老有所依，取決於我們今天是否願意共同彎下身、傾聽長者的聲音、扶起一位孤單無助的照顧者，還有，看見在博愛座上被誤解的那一抹皺紋，背後其實有一段靜默卻渴望被理解的人生。
對「扶老」的關注和投入，遠不及對「扶幼」的重視，可從社會大眾在面對長者受虐或兒童受虐時的共情度、討論度觀察之，久而久之似乎變成一種「被默許的忽視」。《老人福利法》第53條明訂，醫事、長照、社福等從業人員若發現疑似老虐，有通報義務。依法有據，但為何通報率仍疑似低估?除了人員流動率高、教育訓練落實不一等結構性因素外，是否還有其他更深層的原因？
過去曾在醫療業工作，曾認為通報非難事，醫院專注病情，當病況好轉後，與個案及其家庭的接觸就會減少；但在長照工作後發現，通報這件事有時讓人一言難盡，要面對的是個案及其家庭。如社工探視個案後，認為個案生活環境不佳，疑似照顧不當盡責通報後，反遭家屬電話轟炸與責難；居服員擔心通報後得罪家屬，流失案源影響薪資，回報照顧情形時總是多所保留；機構內外籍移工則是面對語言、文化隔閡、雇主壓力，更難有表達空間。
長照工作者的挑戰，除專業上的判斷，更是人際間的平衡。醫院可以聚焦於病情處理，通報流程明確；但長照現場似乎是生活場域，通報打破的是某種關係默契，衝擊層面更多。試想，當職責與生存壓力衝突時，整體制度會更多地支持與設計，不讓他們獨自承擔後果。
也許，更該回到一個根本問題：社會是否願意將照顧老人、照顧孩子，給出同等的理解與支持，通報才有可能成為常態，而非「違逆家屬」的孤獨選擇。
建立無虐待的長照環境，對於保護老人權益至關重要。隨著人口老化，老人受虐問題愈加突顯，通報數量雖有增加，卻僅反映出部分情況，許多案例仍隱藏於家庭內部，缺乏外部監督。儘管沒有家暴通報紀錄，但事實上，老人受到虐待的情況在長照環境中卻在發生，這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防制老人虐待事件的發生至關重要，尤其在每年的6月15日是世界老人虐待警醒日，提醒社會對於這一問題的重視。事實上許多人對於老虐問題的認知行為並不一致，他們可能在面對求助時，無法明確打電話求助，因為他們對於這種行為的理解和接受度不足。
老人虐待問題的隱蔽性與家庭結構的變化有關，隨著社會老化，家庭照顧的壓力逐漸增加。近身照顧的衝突、身心負擔往往使得照顧者陷入過度緊張與疲憊，進而導致不當對待。因此，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與培訓，提升他們的照顧意識和能力，變得愈加重要。
綜合而言，建立一個無虐待的長照環境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包括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支援，以確保老人的基本權益得到尊重和保護。只有當大家都能共同關注、監督這一問題，才能夠有效減少老虐事件的發生，創造一個安全、尊嚴的生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