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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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最新的人口統計顯示,2025年5月臺灣地區的新生兒數量僅剩8,433人,此一數字相較於4月份,則是減少了251人,再次創下了歷史的新低,事實上,自2021年2月以來,臺灣地區每月的出生人數均是低於死亡人數,這一現象業已經持續53個月,換言之,越活越久和越生越少的雙重惡化問題,愈發嚴峻,並且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灰犀牛效應。
於此同時,臺灣的高齡化問題也日益突出,截至2025年5月底,65歲以上人口達到456萬4,313人,占總人口的19.54%,0至14歲的幼年人口僅占11.65%,顯示長者人口幾乎是兒童的兩倍,至於,從縣市的區位分布來看,係以嘉義縣的高齡老化最為嚴重,65歲以上人口占比高達23.56%,新竹市則是因科技產業的發展,而晉身成為全臺最年輕的城市,0至14歲人口占比達15.37%,此外,儘管面臨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雙重挑戰,5月的統計數據顯示結婚人數是有微幅成長趨向,全年粗結婚率為千分之6.45,這其中又以桃園市的結婚率最高,達千分之7.48,這多少顯示年輕型的都會城市,就其生活機能和居住環境等生養誘因,還是會對婚育族群產生一定程度的吸納與拉力效果。
至於,低結婚率與低生育率的現象,並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多重結構性因素的交織結果,這其中包括:(一)過高的經濟壓力:居高不下的房屋總價或高昂租金,以及通貨膨脹的生活開銷成本,致使年輕人面臨龐大的經濟壓力,而不得不有延遲婚育或是望而卻步的理性選擇;(二)職業與生活的衡平:年輕世代追求職業發展,這也讓無論原生或己生家庭生活的投入時間和精力,相對減少,進而影響到家庭動力的實質運作;(三)快速的社會文化變遷:隨著女性受教育年數的延長及其社經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使得婚姻與生育的時間點被推遲延後,另一方面,女性也會有不婚不育的自在生活規劃,藉此彰顯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連帶地,年輕世代對於個人自由和自我實現的追求,逐漸取代當婚當嫁的傳統家庭價值觀,進而削弱了傳宗接代的認知基模;(四)婚育家庭政策的不足:儘管推出生育津貼和托育補助等協助措施,但是,這些對策的實效性和覆蓋面仍屬不足,未能有效解決新婚夫妻或新手家庭所要面臨的實際困境難題;(五)側重於經濟構面的補助政策:現行育嬰津貼雖能暫時緩解經濟壓力,但其金額有限難以真正吸引年輕人改變婚育態度,尤其是政策設計過於集中在經濟層面,忽視文化與心理層面的潛在影響,特別是如何消除對於婚姻的不安全感,以及如何營造更兼具相融性的家庭價值觀等。
職是之故,針對上述少子女化問題,理應要有改善對策的相應思考,這其中包括:(一)強化經濟支持:應補實對於年輕家庭的經濟支持,像是提高生育津貼托育或租屋補助金額,以減輕這群熱壓三明治世代的家庭生計負擔;(二)提升職場友善環境:應推動企業實施彈性工作制和育嬰假制度,來讓新手父母更能夠地平衡工作與家庭的多重角色扮演;(三)加強公共育兒資源:應提高育兒資源的可及性和質量,以讓家長在選擇生育時能獲致更多的實質保障;(四)宣導婚育觀念:應改變全社會對於婚育的刻板印象,鼓勵年輕人勇敢追求婚姻和家庭生活,亦即,除了透過社會性教育以強調多元價值觀的重要性外,更是要讓年輕世代理解婚姻與生育,不僅是世代責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從而引導大眾重新認識婚姻與家庭的重要性。准此,在這裡的論述思辨,實有必要扣緊「個體—制度—大環境」、「意願—能力—結構性限制」、「婚—生—教—養—衛」,及其「立業—成家」等綜融性命題,來進行通盤性解套思索。
冀此,在這裡的批判性反思,直指出來的是:儘管政府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救急措施,來應對少子女化問題,但是,就其現實情況來看,這些措施的成效仍屬有限,畢竟,擺在眼前的低薪就業及其經濟壓力,依舊是年輕世代不願或不敢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連帶地,婚育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還是存在著資源配置不公平和資訊不對稱的結構性問題,導致有迫切需求的婚育家庭,未能享受到應有的社會性投資支持;此外,社會文化的變遷,更是讓年輕人對於婚姻和生育的看法,發生認知行為的根本性改變,這一現象不僅僅是個體選擇的結果,更是整體結構性社會變遷的直接投射,以此觀之,用以解決少子女化的棘手難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全社會的婚育認知,進而營造良好的婚育環境,而非僅僅依賴短期的補救措施,畢竟,當前的婚育困境不僅是個人選擇問題,更是結構性壓迫的結果,身處於高壓競爭環境和不穩定就業市場的這一群年輕世代,很難將婚姻與生育,視為一種的可行選項。
總之,持續53個月歷史新低紀錄的『生不如死』客觀事實,凸顯的是諸多的因應對策或友善措施,已經是難以回天的幾近棄守,這也讓擺盪於『願婚、樂生、能養』及其『畏婚、懼生、散養』之間的迷思與弔詭,值得進一步加以深思、探究。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自中時電子報,2025.06.10:「又破底!5月新生兒僅剩8,433人,『生不如死』持續53個月」)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婚育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在早期社會普遍赤貧的年代,父母總認為多子多孫多福氣,我認為這跟經濟的型態有關,臺灣經濟起於勞動密集,在那個勞動力幾乎等同生產力的年代,一個家庭人丁的興旺通常意味著豐厚的收入,而後社會型態轉變,大多數年輕人陷入低薪資高物價的困境,於是不婚不生成為一股潮流。甚至很多年輕一輩人的觀念,結婚跟生育已經不再是一個總體的概念,而是一個個可拆解又隨意去組裝的元素。
如文中所提,新竹市因為是臺灣的電子產業聚落,有人人稱羨的所謂科技新貴,其社會意義等同良好的社會地位跟優渥的薪資條件,似乎就不受到整體大環境的影響。其實就整體經濟分工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因著全球化的緣故,臺灣參與了電子的代工產業鏈,因而讓電子產業相關從業者比如工程師,擁有相較於整體平均更合乎理想的薪資報酬,也因為較好的薪資水平,讓他們得以組建家庭。
如果不是有點家底或者父母支持,成家對現代人而言的確是一項難題,在全球少子化浪潮當中,婚育權逐漸從神所賜的祝福與託付,被世俗認定為是一種壓力跟負擔,也因為婚姻的門檻急遽提高,互相影響,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以敝人之想法不認為生育補貼是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因為臺灣不是高稅賦的社會福利國家,在我的信仰當中,兒女被認為是雅威上帝所賜的產業,因此我認為歸根究柢,婚育還是一場信心的考驗,表面上是社會經濟問題,其實是信仰實踐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