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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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臺灣社會的行善舉措不僅是一種道德責任，更是一種文化現象，根據衛生福利部所公布的2024年勸募統計資料顯示，依據〈公益勸募條例〉所核准的勸募活動共計有795件，與2023年的740件相比，微幅增加了7%，至於，當年度的公益實募金額達到新台幣78億6,193萬2,215元，相較2023年的54億8,281萬6,248元也增加了23億7,911萬5,967元，成長的增幅更是高達43.39%。這些數據不僅反映社會大眾對於公益事業的關注，更是揭示行善作為背後的善行動力及其所潛在的諸多文化意義和變遷意涵。

上述的統計數據也顯示，社福及社會慈善事業占比為42.85%，援外或國際人道救援占比為39.95%，教育文化則是僅占比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花蓮0403大地震後的賑災募款達到新台幣16億元，占比為20.36%，顯示特定的不幸事件當能有效、迅速地激發民眾的行善熱情，進而引發集體、從眾的捐款行為，就此而言，一方面，在災難面前，面對生理安全的基本人類需求實有被放大且迫切滿足之必要，另一方面，這種「災難驅動型捐款」通常具有短期性效應，因此，要如何將這種即時反應轉化為長期的社會韌性建構，乃是一大挑戰，也就是說，建立一個持久的善行文化，胥有賴社會的信念、認知和典章制度的共同支持。

事實上，無論是公益勸募或民間私募的行善發展，還是存在著正、反的兩方聲音，支持的一方認為，公益勸募能夠有效地集中資源，幫助有需要的人，並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發展，特別是許多中、大型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在這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透過專業的運作和透明的財務管理，增強公眾對於行善的信任，相形之下的反對者，則是指出部分的勸募活動可能存在資金使用不當，抑或是透明度不足問題，導致民眾對公益事業的信任下降，畢竟，根據過往的調查，民眾還是表示擔心捐款的使用情況，這何嘗不是直指勸募捐輸的信任機制，隱含某種的制度運作缺失，特別是部分大型非營利組織可能因擁有較多資源與話語權，進而壟斷慈善勸募市場，藉此更進一步鞏固其優勢地位，從而忽略小型地方組織的公共資源需求，此外，感動行銷雖能迅速激發捐款熱情，但也可能使行善作為淪為某種短期的「情緒消費」，而非是深層的社會改革動力，這種變質的行善趨勢實有需要被重新檢視，藉以確保行善活動真正服務弱勢群體，而非成為商業化或表面化的操弄工具。

冀此，要如何提升勸募行徑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便成為用以推動善行文化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如何與時俱進於對包括行善意識、社會韌性、善行教育、認知理解、動機意念、行善類型、參與方式、勸募策略、稅式優惠、激勵誘因、管理系統、社會責任、依附連帶、需求評估、第三方審計、國家治理等等所攸關的『善行圖像』，以進行時代變遷的重構和新構，連帶地，從眾的行善舉措在展現公民社會的活力之餘，是否也顯現國家治理在資源分配上的某些侷限性，導致須藉由民間力量以補足公共服務的不足或公共政策的漏洞？

總之，善行文化的發展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就此而言，要如何將此時當下的個別性行善轉化成為點滴捐資的制度性善行，此一善行認知基模的創造性轉化，實為提升行善文明化內涵的當務之急，連帶地，扣緊從須官方核准的公益勸募到對民間團體的自行捐款、從非對稱的綜合用途到專款專用的指定用途、從對人之特定對象到對事之特殊需求的用途差異、從金錢布施到實物媒合的資源轉換，及其包括勸募資訊、會計查核、團體責信、社會認肯等等技術行變革，那麼，一切皆以信任為其出發點的捐贈行善作為，又要如何讓大眾所奉獻、捐輸的社會性資源，得以達到所謂的最適配置模式，這也直指當代臺灣地區還是有其包括人治、金流、資訊傳播、責信機制和公民社會等多方的變革空間，據以讓個別的行善成為一種持久的善行文化，並塑造一個具有持續韌性的『善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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