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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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舊曆龍年的尾聲,讓人想起上個世紀的兩位偉人——晏陽初和貝佛里奇,這兩位在東西方文明交融方面的先驅,讓我們聯想到不同文化的底蘊根源。
話說:在一百多年前,晏陽初從美國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學位後,回到苦難的中國內地對工人和農民發起「識字運動」。即使因為日本侵華和國共內戰,致使晏陽初的志業未竟其功,但他也啟蒙了中國對於「平民教育」以及「鄉村建設」的新典範建構。生於四川巴中的晏陽初(1890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原名「興復」,父親賜字「陽初」,乃是取其「旭日之初」之意。1903年時,13歲的晏陽初進入傳教士辦的天道學堂就讀;1911年與英國青年傳教士史文軒(James R. Stewart)創辦輔仁學社;1916年赴美國入耶魯大學攻讀政治與經濟學;1918年畢業後的晏陽初前往法國,為歐洲戰場的華工同胞提供服務;1920年因母親重病而決定中止攻讀博士學位的計劃提前回國,並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間編制刊行《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到內地長沙推行「全城平民教育運動計畫」,藉由大規模實驗性質的識字運動,以推動開腦礦的教育培力工程;1923年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兼任總幹事,並先後在華北、華中、華東、華西、華南等地開展義務掃盲活動;1928年晏陽初領受母校耶魯大學榮譽文學碩士學位,以肯定他對於平民教育的東方貢獻;1929年,平教會總會遷往定縣,全力開展鄉村教育實踐,提出「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等三大方式,並結合「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等四大策略,藉此克服「愚—貧—弱—私」等傳統中國農民問題的四大核心病因,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醫療保健、品種改良、社區自治等策進作為。
1930年代初,定縣的鄉村教育實踐得到國民政府民政部的肯定,晏陽初決定借力使力向全國推廣,並設立鄉村建設育才院,讓中國各省劃出一個縣作為鄉村教育試點,先後成立定縣實驗縣、衡山實驗縣、新都實驗縣和華西試驗區等實驗區;1940年將鄉村教育育才院改名為鄉村建設學院,晏陽初出任院長;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晏陽初遊說美國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和國會議員為中國鄉村教育運動提供資助,最終通過了一項名為「晏陽初條款」的法案,規定4億2千萬元對華經援總額中,須撥付不少於5%和不高於10%的額度,並須用於中國農村的建設與復興;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取得勝利,晏陽初離開大陸後,輾轉到了台灣,不久即離台赴美,以協助南美、非洲和東南亞開發中國家推進平民教育運動;1956年,晏陽初協助菲律賓建立國際鄉村改造學院,進行第三世界國家培訓平民教育教師,從而實現真正的民選議會;1985年獲准訪問河北定縣,並於1990年1月17日病逝於美國,享壽百歲。
至於,出身於英屬印度(今孟加拉)殖民地的高級文官之家,貝佛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79年3月5日-1963年3月16日)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數學和文學,隨後學習法律並成為律師,以1942年所發表的《社會保險報告書》(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也稱為貝佛里奇報告書)聞名於世,提出建立包括失業及無生活能力之公民權、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障等社會權理念的社會安全體系新藍圖。作為福利國家的理論建構者之一的貝佛里奇,豐富的人生履歷包括:於1903年在湯恩比館的工作經驗,開始對失業的成因產生興趣;1908年,受到邱吉爾首相的邀請加入貿易部,著手落實全國性、系統性的勞工介紹所和國民保險,以應對失業和貧困問題;1914年,貝佛里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管理人力,並在戰後被授予爵位,成為糧食部的常任秘書長;1919到1937年期間,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理事,之後被選為牛津大學大學學院的院長;1941年英國成立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跨部會委員會,貝佛里奇出任該委員會主席;1942年強調全民公醫制度、齊一均等費率社會保險制度、兒童生活津貼制度的《貝佛里奇報告書》正式問世;1945年,英國工黨通過實施家庭津貼法;1946年相繼通過國民保險法與全民健康服務法,同年貝佛里奇被封為男爵,並成為上英國議院自由黨的黨魁,1948年公布國民救助法,開啟英國作為先進福利國家的制度宏規。
綜上,被譽為中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改革先驅如晏陽初,以及被稱為當代福利國家的理論建構者如貝佛里奇,這兩位時代巨擘如大江大海的巨流,彼此進步的文明發想概念,具體而微包括:從西方之「貧—愚—懶—髒—病」五害到東方之「愚—貧—弱—私」四大通病的會通之處、從西方「保險—教育—就業—住宅—衛生」到「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的策略作為、從貧民到平民的貧字解讀、從經濟貧困到知識貧乏的脫貧工程、從基督教西方教育之『用』到儒家文化之『體』的體用鑲嵌,以至於從國家典章制度到基層社區建設的改造變革;連帶地,貝佛里奇對比於晏陽初的相互映照,亦有其從西方到東方的各自文明內涵、從上流社會到儒生階級的各自人生境遇、從五大害到四大通病之東西文明受限的各自解析、從政策擘劃到實驗計畫的各自運作策略、從個人智慧到斷行力量的各自神聖魅力,以迄於從優生人種到工農階級的各自認知心靈結構。
總之,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旨在於試圖透過鄉村識字與技能培訓,用以解決中國農村的「愚—貧—弱—私」四大問題,貝佛里奇則是以系統化的社會保險與福利政策,應對於英國的「貧—愚—懶—髒—病」五害,兩者的會通之處,皆是用以表述:無論是東方抑或是西方,結合教育與經濟扶持的整合性公共政策,實為用以打破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關鍵。
好一個,西方文明對接於東方靈魂之貫通與落差的不同文化底蘊思考。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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