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一則關於當代台灣社會從元旦寶寶到人口發展危機的議題現象，實有其延伸性思考之必要。
話說：從2024年跨過2025年之際，包括自然產或剖腹產在內的所謂「元旦寶寶」，總是能夠為新的一年的跨年通過性儀式，增添若干新氣象的仰望氣息，特別是每逢12年一次的龍年效應，更有其動靜觀瞻之效，只不過，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2020年以來的出生人口數分別是16萬5,249人（死亡人數17萬3,067人）、15萬3,820人（死亡人數18萬4,172人）、13萬8,986人（死亡人數20萬8,438人）、13萬5,571人（死亡人數20萬5,575人），至於，2024年1至11月為止，則是有12萬2,360人，全年度的新生兒人數將有可能比2023年還要低，此一連續5年持續破底的惡化趨勢，已然成為當前生育行為的一項退化警訊，更遑論於5年下來所不斷擴大之『生不如死』的人口不再是如此般紅利，像是2020年死亡人數比出生人口數多7,818人，並且一路擴大到2023年生不如死之70,004人的拉大差距，連帶地，包括幼年人口、老年人口及其工作人口彼此之間的糾葛、拉扯，更讓未來台灣地區的「人口赤字」之於「勞動社會」的各項衝擊影響，實有其難以想像的困境棘手。
誠然，該項加快的人口老化速度以及加惡的少子女化數量，早已是一項見怪不怪甚或是麻木無感的集體性社會事實，就此而言，扣緊「晚婚—少生—無力教養」的社會趨向，當務之急乃是有必要就其「認知行為」、「歸因配套」與「個體—制度—大環境」以進行綜融性考察，畢竟，固著於以婚生子女為主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讓像是『不生，何須要結婚』、『結婚，也未必非生不可』、『有生即可，管他/她是男嬰或女嬰』的認知基模，成為了用以壓倒駱駝最後一根稻草的內在性歸因，連帶地，環視於像是低薪就業、薄利工作、通貨膨脹、房價所得比拉長、生計難民所關乎到買租不起房屋及其只剩下炫耀性消費的精緻貧窮，嫁接於照顧社會、通膨社會、階級社會、勞動社會等環境外在性歸因，也讓「願婚—不婚、樂生—不生、能養—難養」的命題意旨，成為了印照當前台灣社會反差對比的真實寫照。
總之，關於從元旦寶寶到人口發展危機的各項延伸性思考，開展出來的乃是一幅頗為複雜的心智圖像，這其中包括：從早婚、晚婚、遲婚、不婚、離婚到再婚；從早生、晚生、多生、少生、不生到難生；從受孕、懷孕、難孕、不孕到代孕；從健孕、健產、流產到母體、胎兒、死胎；從平均32.4歲第一胎的生產年齡到44歲（含）以下為限的不孕症治療補助；以及從適婚當育、平均結婚年齡到適性結婚年齡、高齡產婦等環扣鑲嵌的命題思索，也點明糾結意願、能力及其結構性限制等多重問題的少子女化現象及其相應對策，當比想像中來得難以解決或有效解套。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少子化與人口老化的雙重挑戰，不再是單一的社會現象，而是彼此交織、相互加劇的問題。少子化加速了人口老化，而人口老化造成的社會經濟負擔則加深了年輕族群對生養後代的恐懼。歸根究柢，少子化的根本原因，撇開一般的經濟壓力（如高房價、低薪等）不談，還有深層的文化與心理因素。年輕人普遍面臨的不僅是經濟負擔，還包括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婚姻和生育的選擇性退縮，許多人選擇推遲或放棄結婚與生育。從勞動力供給的不足到長期照顧與社會福利的壓力，無一不需要重新思考和調整我國過往為解決少子化所行之福利與措施的有效性。
換而言之，面對少子化問題不僅需要改變原先單純福利政策，更需要在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觀與社會基模等方面進行綜合性改革。單純的口號式的生育激勵或經濟補貼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危機。
或許一切從「心」開始，聚焦於解決新世代心理上對未來的不安感，除了政府直接出手解決實際「錢」的問題，更多看不到的擔憂與與對未來的無意義感，或許能藉著心理衛生系統來看到一絲生機。專注過去生命留下的創傷會憂鬱，帶著沒被看見的創傷經驗看未來而焦慮，進而無法活在當下追求創造有意義的事。
當然無人能為他人選擇的人生負責，但每個世代有責任為了下一代留下更多的利於生存的資源，其所指不僅是實體的生命或財富，更重要的是看不見的打造幸福的能力與勇氣。
元旦寶寶的誕生，曾是社會歡慶的焦點，承載著家庭與社會的祝福。然而，這份象徵新氣象的祝福，卻難以掩蓋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帶來的危機。在傳統觀念中，結婚與生育被視為人生的重要儀式，但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觀已逐漸取代這一觀念。所以「單身自由」、「不生也幸福」成為許多人的生活哲學，顯示出個體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低薪、高房價與通貨膨脹，是壓垮結婚、生育意願的三座大山。許多年輕人對未來感到迷茫，無法負擔育兒費用，更遑論追求生活質量。雖然政府推出了多項生育補助政策，但效果有限，只是一昧撒錢，沒有從根本因素處理，人口赤字的狀況會越發嚴重。
台灣新生兒出生率持續下降，根據內政部統計，2023年新生兒數為13萬5571人，較2022年的13萬8986人減少3415人，再創歷史新低，而去年（2024）為龍年，但截至11月，新生兒數不到13萬，僅有12萬2360人，較去年同期減少1632人。根據新聞報導，北部多家醫院的元旦寶寶數僅有個位數，有醫生就預估，接下來「蛇年」出生數將會更加慘淡，而新生兒數已連續8年負成長。
每年的「元旦寶寶」儀式都是大家期待的焦點，以畢竟新生命為新年揭開序幕，實在再適合不過。但近年來新生兒數量的持續下降卻困擾著台灣社會，自2020年起，台灣出生人口數連續五年創新低，死亡人數逐年超越出生人口，人口老化與少子女化問題更加嚴峻。2025年全年的新生兒人數甚至可能再度低於前一年，標誌著台灣邁向「人口赤字」的危險邊緣，進一步對勞動力供應、經濟活力及社會穩定構成深遠衝擊。
從生態系統理論的角度分析，這個議題深植於多層次的結構性限制以及社會文化的轉變。首先，年輕世代面臨「低薪、高房價、育兒成本高昂」的經濟現實，使得婚育決策變得更加謹慎甚至延後，結婚與生育變成成本很高的任務，因此絕對需要謹慎為之。此外，傳統「以婚生子」的價值觀受到挑戰，愈來愈多人選擇不婚或不生，加劇少子化趨勢，特別是文中提及的「晚婚—少生—無力教養」的現象，經濟現實等因素會導致晚婚，而晚婚的人會因為生理、經濟限制而選擇少生子女，而因為晚婚導致體力、精神的下滑，導致撫養孩子上會有無力教養的情形，這也可以回扣到為何晚婚的夫妻會選擇少生，因為他們也可能意識到自己即將面臨無力教養小孩的困境。
同時，社會政策也與現今的「不婚不生」社會脫節，例如，缺乏足夠的育嬰假、托育支持與家庭友善職場環境，都對年輕父母形成極大阻力。事實上，我認為政府不能僅以經濟誘因或短期政策解套，試圖扭轉少子化趨勢，而需採取更深層次、更全面性的的結構性支持政策。例如，如何透過普惠且靈活的托育支持體系，減輕年輕家庭的經濟壓力？如何提升教育品質與就業環境，增強對未來的信心？如何建立「性別平權」的家庭角色分工，促進男女雙方在婚育上的平衡與共擔？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持續研究並且關注的課題，才有機會為未來世代打造一個值得生存與繁衍的生活環境，才能真正破解台灣的人口發展危機。
少子化是台灣所面臨的問題之一，2024為龍年原本以為會有龍年效應，但反而沒有見效，反而出生率僅12萬人比2023還要低。
反觀年輕人為何不生，也是值得我們探討的，現今大環境年輕人普遍不婚不生，要不然就是結婚了然後不生，其中之一是經濟壓力，現今家庭多屬於雙薪家庭，因為萬物齊漲只靠單一的薪水無法養活一個家庭，另外還有房價日益增長，年輕人無法負擔得起。
總總因素導致年輕人無法負擔得起養活家庭的責任，以前是一人飽全家飽，但現在是一人都不飽了，政府若有要促進生子率上升，勢必要解決大環境經濟問題。
也有許多家庭面臨不孕的症狀，想要小孩但生不出來，只能透過試管嬰兒，但這個方法也不能保證能百分之百成功，花費也相當高，因此可以去了解身體健康狀況，為什麼會造成不孕症狀。
晚婚-少生的問題很值得探討，現代社會的普遍低薪，加上高不可攀的房價，M型化社會的狀況，出生率的降低，加上死亡率的降低，將造成後續勞動人口減少，勞動人口的負擔亦十分龐大，需負擔幼年人口的養育，加上老年人口長輩的奉養，實則生存大不易，造成了相當大的人口危機°
少子化問題政府不僅需要改變原先福利政策，更需要溝通社會普世大眾的價值觀，才能真的改善現在適婚年齡民眾願意生育的想法與意願°
低出生率與社會與經濟條件有關,而晚婚與不婚影響很大.
根據內政部2023年人口統計，男性初婚年齡約32.9歲、女性為31歲；而全台平均生育年齡達史上新高的32.4歲，相較10年前提高近1歲。顯示全台晚婚、晚生趨勢加劇，已逐步邁入「大齡夫妻、高齡父母」的世代。
近20年女性教育提升就學時間增加,自我意識提高.追求較高社經地位,收入提高,結婚不是選項,不結婚可以過得更好!傳統社會文化認知低生育率是女性問題,往往女性需放棄工作努力的成果,回歸家庭.職場對已婚婦女不友善,更何況社會將結婚,要生育視為應該的事,讓很多女性壓力很大.現代女性性平意識抬頭,婚後婆媳問題,會讓女性觀望婚姻的實質意義,
建議:
1.企業:提供彈性工時,家庭照顧假,工作生活平衡
2.家庭:男性應多協力家庭照顧,父母均需學習親職教育
3.政府:減輕育兒家庭負擔,提供普及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育嬰留停的工作保障等，讓父母能兼顧工作與家庭的政策，才能有效提高大家的生育意願。
4.政府可針對未婚族群關注,可透過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民眾交友聯誼、匹配伴侶的管道.鼓勵年輕人走入婚姻生子.都說少子化是國安危機,社會友善,職場友善,持續推動友善,支持婚育的性別平權社會才是關鍵。
文章中看到在傳統上被視為生育高峰的龍年，在2024年卻未見新生兒數量增長，也可能是龍年的新低，就不敢想像接下來的蛇年的生育率會是如何了；以前的年代在元旦寶寶的誕生、雙十寶寶的誕生，都是被受注目的、共祝賀的，現在卻是少數的新生兒，也因為少子化的現在，政府為鼓勵生育，提供多項生育補助政策，有育兒津貼、托育補助、生育奬勵金、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等，卻不見生育率有大幅提升的現象，多數人不會再像是過去年代中適婚年齡就會想到結婚生子，多數人依賴科技，較為晚婚的女性或未婚的女性可以選擇冷凍卵子或胚胎，在條件適合時再進行受孕，也因著現代醫學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更多選擇，讓高齡產婦能夠在相對安全的條件下懷孕和生產。
當前也因為受到少子化、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等因素，現在精緻育兒、重視自我與質感生活、科技融入教育，在育兒方式改變的同時也反映出不願生育、或生得少、或者結婚了但選擇不生的夫妻，加重了少子化趨勢；而且現行的大環境下經濟因素，年輕人面對低薪就業、薄利工作，外在環境更是萬物飛漲、房價高漲的狀況下，家庭的開支無法支應分配到育兒，上有老且很多老的狀況下，少子化及人口老化是相對性的問題面向呀，出生率低導致年輕人口少，而老年人口比例逐漸增加，形成了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年輕人口產生要支付養老金、醫療資源、養護院所費用的高需求；經濟壓力加深了年輕人口對生育的恐懼、害怕。
總之元旦寶寶數量的減少是台灣少子化問題的縮影，應當會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重視，以去制定更長遠策略及有效的政策來應對人口發展的危機。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S. Becker）在1960年所發表的《出生率的經濟分析》一文，即已預期今日高所得國家的少子化問題。貝克教授把小孩視為父母的耐久性消費財，並以「成本─效益」分析解釋出生率的變化。
他認為，出生率決定於生育小孩的效益以及總成本之間的取捨；而總成本包括生育小孩的直接成本，以及父母因而放棄工作機會的間接成本。小孩長大成人後，在農業社會是重要勞動力。因此，農業社會的家庭生育小孩的效益高於現代社會的家庭。反觀現代社會的家庭，為了培植小孩接受高等教育，父母親必須付出的教育及日常生活的直接成本，甚至必須放棄全職工作機會的間接成本，都高於農業社會的家庭。因此，由農業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會導致夫妻生育小孩的效益漸減，但總成本則漸增，因而父母親會從過去農業社會重視小孩的數量，轉變為現代社會更重視小孩的品質。
由於社會的轉型以及文化價值觀的轉變，加之對於親職教養的重視，民眾對於結婚意願、適婚年齡、生育決定等受到多元因素影響，婚姻已不再是生育的前提條件，生育亦也不是結婚的必然結果。
雖說經濟補助政策是最簡單且直接的福利資源，但是育兒所需付出的成本，不僅是直接的金錢成本，更多是間接的時間成本，舉凡「食、衣、住、行、育」皆需要仰賴家長照顧，而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比例比過往增加，已與過往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不同，又現在期待「共親職」家庭，亦更重視親職功能的發揮，因此整體育兒壓力相較過去的經濟壓力之外，更多了心理層面的擔憂。
過去世代較為重視個人義務、家族責任，現今社會則似朝向自我主義發展，重視對於自我期許的實現，然而多數人雖然普遍接受高等教育，但卻生活在低薪的環境，面對期待與現實間的落差，不免產生焦慮和徬徨，進而影響個人生涯藍圖規畫，「婚」與「生」的議題將首當其衝的成為非必選的人生選項。
其實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太多元，包括年輕人晚婚、不婚趨勢加劇，以及房價高漲、低薪、育兒負擔沉重等現實困境。雖然政府積極推動生育補助，但單靠經濟支持難以解決根本問題，關鍵仍在於如何打造更友善的婚育環境，例如提高托育資源、改善職場彈性、穩定就業機會等。也應正視人口問題，思考如何營造適合養育下一代的社會環境。唯有透過全面性的改革與社會支持，才能讓年輕世代對婚育充滿信心，進而改善台灣的人口危機，為未來帶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