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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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將屆年底,這也使得相迎於2025年抑或中長期的人口發展樣態,實有其進行多方思辨、議論之必要,特別是要如何嚴肅看待當代台灣社會之於人口發展困頓無解化的整體性客觀事實。
誠然,跳脫官方或學界的實證資料,環視於您、我生活世界的切身經驗,呈顯出來的是:過往嗷嗷待哺的嬰兒已然被親親呵護的毛小孩所取代,而新生兒的哭啼叫喊,也因為不生不婚之故而讓原生家庭更顯得死氣沉沉,更遑論於如何仰望己生家庭的婚後天光;連帶而來的是,諸如組成、結構、形式、內涵等等家庭底蘊,已然出現多樣、多方、多面向的運作模式,如此一來,包括幼齡、稚齡、少齡、輕齡、中高齡、大齡及其高齡等等人口世代(cohort)所相與糾葛、拉扯的長照議題,這也讓生計難民、照顧難民成為了必要的多重角色身分扮演。冀此,在這裡的思辨論述就不盡然只是聚焦於特定需求的單一年齡層像是婚嫁、生育或教養等,抑或交疊需求的跨世代年齡層像是娶妻生子、適婚當育、安居樂業、成家立業等,而是如何復歸於以守護家庭為其本位的照顧家庭服務網絡,這其中特別是扣緊包括社會保險、福利津貼、福利服務、社會救助在內的社會安全體系設計,以讓「婚—生—教—養—衛」、「願婚—樂生—能養」的文化性期待,落實成為可欲、可望、可行和可為的現實目標。
事實上,面臨少子女化困境的台灣社會,國家機器順勢提出像是發放育兒津貼、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促進女性二度就業等政策方向,對此,民團發表關於少子女化的對策建言,從而指出國外經驗之於推動普及公共化托育設施才能有效抑制少子女化,相形之下,國內各項搶救少子女化的因應策略,則是反而讓生育率出現節節敗退甚或一蹶不起的人口發展困境,如此一來,關乎到撒幣津貼或托育服務的兩相拉扯,實有必要統整於從巨視面到微視面的綜融性關照視野,這是因為:首先,對於如何有效搶救少子女化,宜是要有多方的布建思考,這其中包括有從結婚之前、懷孕之中到分娩之後;從願婚、健孕到能養;以及從價值澄清、適孕好生到津貼托育之於不同時程、角度、立場及其利益或利害的多重性思辨,以此觀之,在這裡的針砭建言,就已然不在聚焦於育兒津貼或托育服務的兩造拉扯,而是如何扣緊「個體—制度—大環境」的考察架構,據以推動政、經、社、文等大環境的結構性調控。
遠地不說,婚生與否的考量因素,直指的乃是從娶妻生子到安居樂業之於生存、生活、生涯的未來天光,如此一來,諸如從幼兒之衛福、教育到父母之經發、勞動,以迄於國安、文化的大環境變革,實屬必要,連帶地,人口世代之各自認知基模的重新建構,亦屬需要,否則,相迎習得無助、麻木無感抑或棄守無望於不婚、不生的去文化主義目標化,扣緊適婚當育、健孕好生及其去婚姻關係化的未婚生子、去條件化的代理孕母、去資格認定化的生養津貼補償,是否要有另類的創新思維,就此而言,理當回歸於各項搶救少子女化的策進作為,究竟是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至於,解決了一個問題,又會衍生出那些預期或非預期的發展難題的基本提問。
總之,看得到得是從量質俱憂到適當人口規模及其資源總體布建,至於,涵蓋人口教育、人文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信仰教育,及其生養、教養、涵養、素養、能養的社會人文工程,直指出來台灣人口發展困頓無解化的延伸性思考,當比想像之中來得深邃、複雜。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新生兒出生人口降低確實在台灣是相當不可忽略的議題,2024年新生人口預計約13萬人左右。但此部分大家一直著重在於”量”方面是否提升,但是”質”部分是口也一併考量,。文中提到「婚-生-教-養-衛」與「願生-樂生-能養」議題,實則說明相對質的提升。另外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最新數據,2018年歐盟有42%的孩子是在非婚情況下誕生,也就是嬰兒出生時他們的父母並沒有婚姻關係。最高的是法國,有6成的孩子屬於這樣的情況,葡萄牙(56%)、瑞典(55%)、丹麥(54%)與荷蘭(52%)也可見較高的非婚生比例。當然非婚生此部分相對於西方的靈魂要嫁接在東方的思維上確有其必然要思考問題。
根據國發會人力發展處指出,我國人口減少、超高齡化趨勢明確下,未來青壯年人口的負擔持續加重,1名老年人獲得的青壯年支持人數會一路下滑,今年仍有3.6名的青壯年族扶養1名老年人口,2050年將快速減少為1.4名青壯年人口需扶養1名老人,2070年則達到凌界點的1人名青壯年扶養1名老人。(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隨著傳統家庭模式與價值觀的轉變也深刻影響著社會整體,加劇少子女化現象。年輕世代不婚不生的趨勢,不僅削弱了家庭作為社會單元的功能,更為重要的是,長照需求激增,伴隨生計難民與照顧難民的問題,讓各年齡層在不同時期的需求更加複雜化。在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未解決前,少子化的困境恐怕難以突破。(胡樺芳)
據美國CIA中情局表示本國的生育率已準備成為倒數第一,很顯然這個國安危機在政府的大撒幣政策下是沒有顯著的改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厭世代,意旨1990年代過後出生的年輕人,他們的父母大多出生於1960~1970年代,也就是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生活環境相好,也有更多的高等教育機會,從前
認為的認真做事,跟現在認真做事不一定有的拿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當年輕一輩投入職場與前輩們一起做起事,前輩總是會覺得這個新進來的怎麼不上進、認真等等的態度上的問題,但不免俗想到的會是低薪帶來的產能的議題。前面提到的是職場文化的議題,職場文化已經大改變隨著Z世代的投入,X、Y世代的人們也漸漸見識到新世代的來襲,近年來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攀升的情況下,年輕人除了要尋找到合適的薪水外,還會考慮到工作環境、文化等因素,也因為高房價低薪的景氣,年輕人越來越重視自我實現而非成家立業,也就是前面所提到低薪帶來低產程的效應。回來少子化的議題,在自我實現、低薪、高房價等環境因素下,年輕人也就漸漸將生育這項任務所放棄,間接影響到台灣人口的發展,在未來等到Z世代擔當職場的眾多主管職時,將會呈現人力斷層、勞力不足等等勞動市場的議題產生,不管是大撒幣政策或者新南向政策所帶來的勞力影響又或者調整基本薪資,這都是治標不治本,只會惡性循環或者產生新的問題。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從經濟體制來改變低薪問題而非調漲最低工資,或者改變公司低產能高人力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