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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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來自於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國人家庭財富調查報告，背後實有其嚴肅看待之必要。
就其家庭財富分配情形的跨年度對比，資料顯示：相較於1991年的調查，2021年之際前20%富有家庭的資產淨值是後面20%的66.9倍，比30年前的16.8倍，顯著提高許多，換言之，貧富差距業已持續擴大中，不過，值得關注的是，位於中間水準的第三等分、第四等分的財富所占比合計30%左右，對照於30年前的38%，著實少了8%，反觀第五等分的財富占比則是從49.71%一舉增加至62.68%，增加有12.97%，如此般的減增、消長，也讓台灣有朝向『富貧種姓社會』的惡化發展之虞，就此而言，從1991年到2021年所橫跨的二個世紀、30年期及其展望於下一30年期的個人、家庭財富分配情形，糾結於政治、經濟、產發、社會、人口、國貿乃甚至於氣候環境等外部環境的變遷因子，點明出來該項的個人不平等、家庭不平等、區域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國家不平等及其全球不平等，實有嚴肅看待之必要。
遠地不說，上述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報告，相關聯的結構性變遷意涵，包括：首先，「從稅制正義到產業結構」的命題意旨，直指出來無論是個人或家戶的所得收入不均樣態，已經不再只是個別資質或努力差異的競賽流動，而是某種『個體—制度—大環境』而來的壓迫性結構所致，如此一來，劫富濟貧的社會性移轉手段反向變質成為以薪資所得階級繳稅為重的劫貧濟弱景象；其次，「從股票基金到地產存款」的命題意旨，突顯就其資產內容所進行的對照性比較，那麼，最富有家庭與其他等分家庭，差異最大之處的乃是股票、基金、存款等金融性資產以及房地產淨額等主動收入，這除了指出有超過6成的社會財富係集中在最有錢的第五等分外，「中產階級」轉型變身為涵蓋經濟、社會、生活等相對弱勢的「中間階級」，這也讓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其中間階級的貧窮化共同趨向，據以形成包括有從勞動市場到資本市場、從被動收入到主動收入、從實質薪資到財富累積、從基本消費需求到炫耀性奢侈、從相對匱乏到絕對剝奪，以及從擺脫貧窮到返回貧窮的強烈對比。
最後，「從上流社會到種姓制度」的命題意旨，點明出來家庭財富分配的惡質發展，其所帶來的衝擊影響包括有從出身以降的「先天地位」到個別努力的「後天成就」、從個人打拼到遺產繼承、從財富世襲到貧窮複製、從教育投資到社會流動，以至於從累積性剝奪到社會性排除而來之於『人間富貧浮世繪』的真實寫照，連帶地，從過往的常態分配、M型、V型分配到L型分配之於資產富貧的分屬樣態，直指所謂該項「生計難民」的身分表徵，將會是生命中一項無法承受之重，以此觀之，在這裡的關注焦點就不僅止對於中產階級消失的關注、議論，而是關乎到從社會性移轉的斷裂到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的貧富懸殊對比及其所帶來的各種衝擊影響，進而已然成為『貧富種姓台灣島』的一項後現代景況。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台灣稅收制度是以維持政府運作、提供公共服務及促進社會公平與發展為目的，調節社會經濟發展並平衡貧富差距。然而，這個制度使薪資所得者成為主要納稅者，而高資產階層的人，卻能透過合法避稅、投資來減少稅金，這些方式使得財富向少數層集中。中產階級因薪資增長緩慢，逐漸轉成為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脆弱的中間階級，不再是過去穩定而自足的中堅，反而成為生活壓力重、經濟地位搖搖欲墜可能落於貧窮的族群。
貧富差距逐年擴大，這現象並非可以因個人能力或努力就改變，而是深受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個體之間，更延伸到家庭、地區、國家甚至是全球。家庭財富的兩極化不僅是經濟問題，富裕家庭透過財富世襲、教育投資等方式，進一步鞏固在社會上的地位，貧困家庭則面臨著資源不足、教育投資困難的問題，使得下一代難以打破貧窮的循環。這不僅讓貧富差距成為一種「傳承」的結果，更加深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對立，富有的家庭能夠通過資產增值和遺產繼承持續增長財富，而貧窮家庭則因缺乏資源而被迫接受生活上的多重剝奪，造就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狀況。
台灣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其要點之一來自於台灣政府的主張，雖然說我們台灣有各式各樣的稅收以及富人稅把關，可對於真正的中大型企業來說不痛不癢，甚至可以透過各式基金會或慈善團體的捐錢來達到避稅功能，更別說是否有檯面下的往來。
士農工商各個行業百百種，但顯而易見的我們的國家過度倚重某些產業，各項資源也是給予對大的利益在這些行業上，由此造成其他新興產業或者有別於以往不同的行業卻獲得不到資源及推廣，從而倒下或者出走去更有發展的國家，再者有一點台灣不同於歐美國家的居然是跟“人”相關的行業薪水反而是最低階的，而不是有相對的薪資及尊重
即使有高薪但也是以高工時、高體力、高付出去換取，而到中老年後卻要付出代價，把這些賺取而來的金錢通通返回醫院…..
我們時常看到基本薪資的調漲，乍看提高了薪資，可卻造成了更大的通膨，物價跟著反應出來，民生物資都會漲幅10-30% 反而讓我們的荷包更加的縮小，如果我們的政府可以在教育方面可以讓人知道理財的重要性並且提升個行業的相對應薪水且同時可以小幅度遏制通膨，那人民才是可以真正的感受到貧富差距的改變。
這篇文章揭示出台灣家庭財富不平等的嚴重化問題，從1991年到2021年，前20%富裕家庭的財富增速顯著，貧富差距愈加擴大，甚至出現「種姓化」的隱憂。中產階級逐漸被邊緣化，變成相對弱勢的「中間階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戶的財富困境尤其明顯。這表明財富分配的結果已經不再僅僅依賴於個人努力，而更是由社會結構和制度層面的改變所驅動。
進一步來看，報告指出現行的社會轉移機制已無法有效緩解財富不均，反而加重薪資階級的稅負，形成所謂「劫貧濟弱」的現象。富裕家庭透過股票、基金和房地產等資本性收入的增長進一步鞏固財富，而中產階級的財富累積逐漸疲軟，面臨被排擠出經濟成長與社會流動的風險。
同時，研究也指出收入不平等對國民健康的負面影響極為顯著。這讓我不禁反思，若能降低收入不平等，是否能夠提升整體健康水平？在台灣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M型化現象會否對健康構成進一步的威脅？是否可以通過政策干預或創新方案，來改善這種不平衡的財富分配？
長遠而言，這樣的財富不均狀況恐怕會對台灣的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我們極需正視財富世襲和貧窮複製的現象，並思考如何透過合理的制度及社會政策來扭轉這一惡化趨勢，避免台灣陷入「富貧種姓」的困境。
其他參考文獻:
Chiang, T.-L. (1999).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changing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in Taiwan: Regression analysi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9(7218), 1162-1165.
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家庭財富調查報告顯示，過去30年間台灣的貧富差距明顯擴大，中產階級的財富占比逐漸縮減，而財富則高度集中於最富有的少數群體。這一現象不僅超越了個人努力或能力的範疇，更揭露了結構性壓迫的影響。從政治、經濟、產業結構到人口變遷，種種外部因素交織，共同形塑了日益懸殊的財富分配格局。這種財富不均的惡化，為台灣社會帶來朝向「富貧種姓化」發展的危機，不僅侵蝕家庭生活品質，更加劇社會不平等，危及經濟的穩定性與韌性。
調查進一步指出，最富有家庭透過金融資產與地產收益實現快速增值，而中產階級因薪資停滯與資產累積困難，逐步邊緣化。這樣的局勢使中間階級逐漸失去過去的穩定地位，成為經濟與社會地位相對脆弱的群體。他們的生活壓力增大，經濟地位搖搖欲墜，甚至有可能滑向貧窮。與此同時，資本持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財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挑戰了稅制的公平性和社會資源分配的正義性。原本應該調節財富分配的稅收制度，反而淪為被動補貼弱勢的工具，未能根本扭轉財富不均的結構性問題。
台灣現行稅制以維持政府運作、提供公共服務及促進社會公平為目標，但其設計卻讓薪資所得者成為主要納稅者，而高資產階層則利用合法避稅與投資機制降低稅負，進一步促進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富裕家庭藉由財富世襲、教育投資等手段鞏固其優勢地位，貧困家庭則因資源匱乏與教育投資不足陷入貧窮循環，使貧富差距呈現「代際傳承」的特徵。這種財富的兩極化，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深化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對立。富裕家庭持續透過資本增值與遺產繼承擴大其優勢，而貧困家庭則面臨資源剝奪與生活困頓，形成「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惡性循環，成為亟需破除的結構性困境。
若嘗試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論述，台灣處在逐漸無產階級化之情況，或可以說是管理學的M型化社會或中產階級流失，而貧富差距擴大背後也呈現了現階段的階級翻轉制度無法根本上發揮作用，翻轉階級最為人知的是教育，但如TFT（為台灣而教）研究表示，考上台大的有7%學生住在大安區，更不用說天下雜誌做的調查，考上台清交成政等名牌大學，學生家庭之年收入均高於普通大學，多來自於雙薪家庭及家有不動產等，而現在所謂的教改、繁星入學、特色入學，更多是有利於可以額外修得才藝之學生家庭。
階級邁向貧富種姓，可有多面向的探討方向，教育是其一，惟資本主義社會必須不斷財富積累才可運行，一方面，在台灣本身的稅收無法妥善提供完整社會福利為大前提下，提高稅收只會導致國家產業流失造成經濟成長困難，若管控房價物價，則又影響市場機制，自由市場貿易之公平性或積累狀態無法快速產生，亦會造成前者情況，調低稅收更不用多談。另一方面，台灣現有稅收之分配，在於國防、教育、社會福利等，其中國防更受中美帝國主義之經濟角力交錯影響，僅能靠現有分配下的社會福利預算去妥善運用。
若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社會福利既為國家統治之手段，為社會工作不單僅停於此思考方向，更要核心探究馬克思主義之思想核心，在於改善社會貧窮及階級問題，若不想往列寧之革命、史達林之官僚化或中國的獨裁統治，倡議或參與政治是針對體制面能做的事，但針對數不清的單一個案呢？在台灣是否可以有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想像，作為資源連結者（或社會學所說的善用結構洞位置）的社工角色，我們能否創出或找出一條可改善個案困境的方法？這是我會想深度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