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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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與婚育型態及其相與衍生的議題現象，實有其延伸性深究、議論之必要。
話說：根據內政部所公布2023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全國男女兩性的初婚平均年齡雙雙創下歷史新高，男性的初婚年齡來到32.9歲、女性則為31歲，此外，全國的平均生育年齡同樣也是來到史上的新高，已經達到32.4歲之際，相較於10年前業已老了近1歲，顯然，晚婚而來之晚生、少生、難生、不生及其包括居住房舍在內的婚後家庭運作樣態，實有其對照於過往『一人吃飽、全家皆飽』的殊異情景況，特別是偏高的初婚或生育年齡和大齡父母，這也使得相對應的預期、非預期性後果，實乃是這些大齡家庭伴隨於超高齡社會彼此互動，所產生的各種衝擊影響。
誠然，隨其教育年數延長的觀念充權、職場勞動的身心耗竭，以及擁有經濟獨立的人格自主等等所謂的「高學歷、高壓力、高獨立性」3高因素，導致現在的年輕世代至少是在30歲過後，才會有結婚生子的起心動念或實際作為，如此一來，該項晚婚、晚生不斷加劇惡化的變遷趨勢，也讓台灣社會逐步邁入所謂『大齡夫妻、幼齡孩童、高齡祖父母』的新世紀，同時對於房市發展的布建，形成像是單身期延長而來的「租屋需求增」、晚婚期拉長而來的「購屋需求延後」，以及小家庭組成而來的「購屋小宅化」等多重變化。冀此，在這裡的考察真義直指因為人口密度及其空間密度的同時改變，這也讓包括夫妻、親子等家庭動力，有其從量變到質變的多方角力，就此而言，無論是抽象層次的法令規章抑或工具範疇的服務輸送，該項不同於農業時代所關乎到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拉扯互動，這已然是一項值得探究的『家庭圖像』或『大齡家庭學』，而此一相與對應的認知基模與策略性規劃調整，當屬迫切、必要。
總之，隨其繼續社會化而來的價值思維、觀念態度與表象行為，這也讓大齡夫妻必須要用加快的速度去追趕安居樂業、養兒育女的落後進度，如此一來，該項的大齡父母及其大齡家庭動力運用情事，實有嚴肅看待之必要，畢竟，這當中諸如獨立負擔家計、中高齡失業、經濟弱勢、長期失業、二度就業、家暴情事、受刑更生抑或新住民等等人口屬性及其情境變數，對於晚婚少生之大齡家庭的穩健運作，是有其從單一現象、多重屬性、合併行為、不同需求、分流處遇等等隱含風險係數、危險事件和大齡家庭運作困頓的現實挑戰。准此，在這裡的考察針砭實有必要針對時下該項大齡家庭的未來分殊樣態，像是大齡少子女化家庭、大齡熱壓三明治家庭、大齡單親家庭、大齡重組家庭、大齡長照家庭、大齡變故家庭等，以進行包括『求同』與『存異』的大齡家庭內涵新詮釋。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文中提到的「大齡夫妻、幼齡孩童、高齡祖父母」的家庭結構，讓我思考到這樣的家庭動態中，各世代間的相互依存與支持變得尤為重要。要如何在這樣的結構中平衡每個成員的需求，是未來政策制定與社會服務需要深入考慮的議題。例如，如何提供適合大齡家庭的育兒支持與長照服務，或是如何改善大齡家庭的居住環境與經濟條件，都是亟需解決的問題。此外，晚婚與少子化在房市中的影響也極為明顯，這反映了年輕人購屋需求的延後及生活型態的改變。這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社會現象，如何在住房政策上做出相應的調整，以滿足這種新型態家庭的住房需求，將是未來政策的一大挑戰。
現在是晚婚時代的來臨，年過三十結婚已成常態，想一想結不結婚好像也不是人生中必然一定要走的路，而兩個人在一起很自在、開心，也就不一定要結緍了。其實，大多數的人不是不想結婚或是生小孩，最主要原因還是經濟問題，像是不想結婚的首要原因是自認收入只能養活自己，而不想生小孩的首要原因是怕賺的錢不夠養小孩，可見生活總是離不開錢，而現在是處在經濟壓力和焦慮的時代，這即是經濟議題導致養育孩子的信心不足。而晚成家、晚生不僅會影響出生人口數減少外，還有未來勞動力人口缺乏，還會造成國安危機，對於未來的世代會演變更多老老照顧的議題，所以未來的長照機構需要增加設置，就由國家來養幼兒與長者，應要有更加完善的照顧計畫以因應未來趨勢。
隨社會變遷與個人價值觀的改變，追求高學歷，重視個人自由與生活品質，加上經濟環境的通膨低薪壓力下，有越多人選擇晚婚晚生，甚至不婚不生。內政部2023年人口統計以六都之首的台北初婚平均年齡男性高達34.4歲、女性高達32.6歲穩居第一名。生育平均年齡也領先群雄，達到34.3歲的高齡產婦定義。就歷史資料觀之，台北市至少已連續14年霸榜全台，初婚與生育年齡最高的城市。現代年輕工作人口的晚婚晚育對房市有三方面影響。先立業再成家、追求高學歷與職業發展為首，單身期延長，再加上房價年年創新高，以租代買、租小不租大的{租屋需求增}也帶動租屋熱度、房租年年調漲、投資客更囂張，租金補助無感化，即使政府用許多手段”打房”仍然落到薛西弗斯的命運。晚婚晚生在家庭型住宅的三房以上的{購屋需求延後}。家庭結構從年輕小家庭到大齡父母家庭、從單身、同居到獨居、不婚的家庭圖像改變，形成{購屋小宅化}，小套房、兩房以下的小型住宅需求年年增加，造成租屋買屋的房價高，低薪與通膨壓力高，造成晚婚或不婚之老後獨居、晚生之大齡父母家庭數增高，導致人口結構因家庭結構改變產生國家危機。所以，低薪、高房價視為摧毀年輕人結婚夢的兇手。
根據內政部統計除了2009年的”孤鸞年” 與 2020年的百年大疫，全國結婚對數跌破13萬大關，從此下滑至2023年約12.5萬對數比2022年多0.16%是因為同性結婚對數增加。當個人在教育程度與晚婚、不婚的關聯性上是有制度效應(institution effect)，在30-34歲有碩博士者，未婚率都超過五成，即使到35-39歲也尚有三成未婚或考慮不婚。高學歷大齡女性已比男性多且經濟地位不比男性低，尤其超過40歲以上未婚率在兩成以上，而高學歷男性則不介意收入、學歷比自己低的女性；但高學歷女性擇偶會往上追求，現實中只有少數男性符合要求，所以高學歷大齡女性比男性更有難度結婚。 另外，結婚生子不再是女性的必考題。女性性平意識抬頭，加上學歷提高，經濟自主狀況下，傳統社會的結婚=生子的風氣，在女性認知上結完婚要背負生育(生子)壓力，傳統社會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家庭價值觀漸稀薄，婚姻不再是性行為的許可證(permission)，同居更取代婚姻，且受法律保護與社會接受。最重要的是不婚可以逃避{婆媳問題}，台灣女性踏入婚姻就賦予各種傳統任務包括育兒、照顧老人等等，雖有國家政策的育兒津貼、長照幫忙，但女性在婆家、娘家、或整個社會對她們的刻板印象與期待的{賢妻良母}尚存在。女性自我實現的意識越高，開始追求自己生活，就不願意被傳統婚姻綁架。大多數男性認為，無車、無房、難娶妻是造成男性成婚壓力最大原因，尤其傳統上的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自我要求達到有車、有房在台灣風俗上不容易改變。另一部分男性則選擇3C替代女性。現在有太多陪伴人的工具，例如網路、遊戲享受虛擬世界交朋友、交女友、結婚成家不是人生中一定要達成的目標。所以，當結婚、生子不再是人生一定要完成的考題，同時, 女性學歷收入提高、個人主義與自我意識越高，結婚反而需要一個理由，能否滿足個人生涯發展會是優先考量；至於男性逃避不了婚姻扛負經濟責任的壓力下，往往只能做出先立業後成家，延遲結婚的決定。
近期在丹麥對於晚生的婦女面對高齡產婦面臨生產風險做研究調查，發現大齡父母在財務與心理上更成熟、更有韌性、更能擔起做父母責任、經濟穩定也得以給孩子更多資源與照顧。 同時，高齡產婦遇到社交退縮與情緒困難的比例較年輕媽媽低，大齡父母在個性比較成熟、更期待小孩出生、有更好的財力可以支持小孩更多照顧跟學習方面，所以智商測驗與標準化考試中的成績較高，輟學可能性較低。在孩童情緒上，隨著高齡父母的穩定情緒與成熟的家庭教育下，小孩的心智較成熟心情也較穩定；但高齡產婦伴隨的唐氏症、自閉、阿茲海默症的風險也越高。在丹麥高齡父母願意生、願意養、願意教育、願意陪伴小孩成長是在較成熟的福利健全體系下，例如長照上除了被照顧者分類分級，照顧者(家屬)和居服員也要考照分類分級照顧。從丹麥看回台灣的大齡父母，雖也有晚生優勢，但面臨付不起的房租或房貸、面臨中年危機、面臨中年失業、面臨8050現象、長照悲歌、面臨通膨、低薪、高房價的大環境，即使願意生但不友善、殘缺的福利制度下，例如{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增加育兒津貼、0-6歲國家一起養、提升公共化托育服務等等撒錢政策，龍年效應不如預期。實際上的問題還不如補貼嬰幼兒的奶粉、尿布補助更貼切所需，還不如讓住者有其屋，買得起房，安住立業又何愁不婚不生、少子女化的問題。
參考資料
1. https://www.parenting.com.tw.親子天下
2. https://www.businessweekly.tw商周
3. https://cne.news. Title: Old parenting on the rise in Denmark 2023/10/4
4. https://news.pts.org.tw. 公視新聞網PNN
A: 晚婚時代來臨年過三十結婚成常態
B: 結婚數連六年下滑是甚麼讓人不婚
C: 政府撒錢拯救少子化民眾有感嗎
5. https://house.dailyview.tw. 2024/9/26 晚婚晚生趨勢改變房市需求:大齡夫妻時代購屋需求延後成心常態
簡孟麗 周六學分班 第一篇 2024/10/12
給在「婚與不婚」「生與不生」之間猶豫躊躇不前的年輕人
關於晚婚、晚生、晚成家以及大齡父母，我們必須思考其可能帶來的後遺症，這些現象已經在現代社會中變得越來越普遍，並且對個人、家庭以及整個社會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以下是幾個方面的論述：
1. 生育率下降與生育困難
晚婚晚生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生育率下降。隨著年齡的增長，女性的生育能力會自然減弱，男性的生育能力也可能受到影響。許多研究顯示，女性在35歲之後懷孕的機率會明顯下降，並且懷孕過程中的風險會增加。這使得許多晚婚晚育的夫婦面臨不孕不育的問題，進而需要借助醫學手段如試管嬰兒等來生育，這不僅增加了經濟負擔，也會帶來情感上的壓力。
2. 孕期與產後健康風險增加
大齡孕婦在懷孕和分娩期間面臨更高的風險，如妊娠糖尿病、高血壓、早產等問題。這些健康風險不僅影響母親本身，也可能對嬰兒的健康產生影響，增加了胎兒畸形、低出生體重以及其他併發症的風險。因此，晚婚晚育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通過現代醫療技術減少風險，但這些健康問題仍然不容忽視。
3. 親子代溝與心理壓力
由於大齡父母年齡較大，他們與子女之間可能存在較大的代溝。隨著科技與社會快速發展，大齡父母可能對於現代社會的教育觀念、科技應用和文化潮流不熟悉，導致親子溝通困難。此外，年齡較大的父母可能在精力和體力上較為有限，無法像年輕父母那樣活力充沛地陪伴子女，這可能讓他們感到無力，甚至產生心理壓力。
4. 經濟與教育壓力
晚婚晚生的父母通常會在事業上取得一定的成就，這可以為他們提供較好的經濟基礎來撫養子女。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也可能面臨退休或健康衰退的問題。如果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的父母年齡較大，在子女尚未成年時便退休，這可能會帶來長期的經濟壓力。此外，大齡父母也可能對子女的未來期望更高，進而在教育和生活支出上投入更多，這會增加他們的財務負擔。
5. 照護壓力的雙重夾擊
晚婚晚生的父母可能會面臨「雙重夾擊」的壓力，即一方面需要照顧年幼的子女，另一方面還需照護年邁的父母。這樣的雙重負擔會讓大齡父母在家庭角色中感到極度的壓力，不僅在時間分配上出現困難，情感和精力的消耗也會相應增加，可能引發倦怠感或心理健康問題。
6. 長期的社會與人口結構影響
晚婚、晚生、晚成家會對社會的整體人口結構產生長遠的影響。當越來越多的夫婦選擇晚生育，社會的出生率會持續下降，導致人口老化加劇。這會進一步影響到勞動力市場、醫療資源的需求，甚至是養老體系的負擔加重。此外，年齡較大的父母在養育子女過程中可能會更依賴公共或私人照護資源，這會對整體社會福利體系帶來壓力。
7. 情感和心理滿足感的差異
晚婚晚育的父母通常在事業上已經取得一定的成就，對於自我成就感和生活穩定感有著較高的期望。然而，由於年齡較大，他們在子女成長過程中可能會感到時間的緊迫性，渴望在有限的時間內實現家庭幸福感，這種情感上的緊張可能會導致父母對子女過度期待或焦慮。另一方面，年輕父母可能在心理上更能適應照顧小孩的挑戰，並能夠與子女更好地建立輕鬆愉快的親子關係。
結論
晚婚、晚生、晚成家以及大齡父母帶來的後遺症是現代社會中越來越需要關注的議題。這不僅影響個人的生育與家庭生活，也會對社會人口結構、經濟和福利體系產生長遠的影響。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政策、社會支持以及個人的健康管理等多方面入手，才能為大齡父母及其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成長環境
晚婚晚育的趨勢與現代社會中教育年數延長、女性經濟自主能力提高，以及職場壓力不無關聯。隨著年輕世代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他們進入職場的時間點不斷延後，且面對的競爭壓力使其在職場中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自然也推遲了婚育的考量，且「高學歷、高壓力、高獨立性」是現代年輕人常見的特徵，他們希望能在經濟和職業生涯穩定後再考慮婚育。然而，這種選擇背後也隱含了諸多挑戰。首先，生育的最佳年齡受到推遲，導致高齡產婦的增加，使得生育困難與風險提高。再者，現代年輕人對婚姻和育兒的期待不同於過去，傳統的「生兒育女、家族延續」的觀念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個人自由與生活品質 。
而婚育型態變遷對於家庭結構產生了影響。隨著初婚年齡和生育年齡的推遲，「大齡夫妻、幼齡孩童、高齡祖父母」成為新世紀家庭的典型樣態。隨著晚婚晚育的普遍化，家庭的育兒壓力與祖父母的年齡同時上升，高齡祖父母往往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幫助子女分擔育兒責任。加上現代育兒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年輕父母在教育理念上的自主性和個人化追求，讓祖父母難以融入新式的家庭育兒模式，這進一步加劇了家庭內部的矛盾。家庭內的經濟壓力也隨著晚婚晚育的趨勢而加重，需照顧年幼子女的同時，也要負擔高齡父母的照顧責任，即為所謂的「三明治家庭」，兩代人都需要照顧的困境，進一步增強了中年家庭的壓力。
文章中特別提到了房市對於這一趨勢的影響，這是讓我思考更深層社會結構問題的契機。隨著婚育年齡的推遲，年輕人進入購屋市場的時間也相應延後，這使得房市需求出現了變化。單身期延長導致了租屋需求的增加，而小家庭的晚婚期拉長又影響了購屋需求的時間點，進一步促進了「小宅化」的趨勢。台灣都市化進程加快，房地產市場也逐漸迎合這些新型態家庭的需求，越來越多的小家庭傾向於購買較小的房屋，以便於負擔。然而，這樣的趨勢也引發了對於住房政策的反思。隨著房價的飆升，年輕人面臨著更加嚴峻的經濟壓力，購屋夢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晚婚晚育的趨勢與房市壓力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許多家庭因為無法負擔住房而選擇延後生育，進一步加劇了少子化問題。
晚婚晚育現象折射出現代社會價值觀念與家庭結構的深層變遷。這一趨勢不僅挑戰著傳統的家庭運作模式，也帶來了房市、經濟、育兒與長照等多方面的社會挑戰。晚婚晚育不僅僅只是一種個人選擇，其背後的社會挑戰需要我們共同面對，政府與社會各界需要積極應對這一現象，透過政策支持、教育宣導以及家庭支持系統的建立，為晚婚晚育家庭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確保每個家庭都能夠在這個變遷中的社會中穩定發展。
隨著社會的變遷，晚婚、晚生以及高齡父母的現象愈發明顯。許多年輕人選擇推遲婚姻與生育，這一趨勢在城市地區尤為顯著。首先，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職業發展的重視，使得許多人將重心放在事業上，對婚姻和家庭的安排相對延後。這不僅是經濟因素的影響，還反映了當代年輕人對生活品質和個人價值的重視。
其次，社會觀念的轉變也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傳統上，早婚早生被視為理想的生活模式，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對於婚姻和生育的看法變得更加多元。許多年輕人開始重視個人自由與自我實現，認為婚姻與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經之路。這一觀念的改變，讓晚婚和晚生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然而，晚婚和高齡生育也帶來了一些挑戰。首先，年齡的增長可能對生育健康造成影響，女性在35歲之後生育風險增高，這使得高齡父母需要面對更多的醫療和心理挑戰。此外，高齡父母在養育過程中，體力和精力的不足也可能影響到孩子的成長環境。
最後，政府和社會也應該針對晚婚、高齡生育現象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例如提供育兒津貼、醫療支持以及心理輔導等，幫助高齡父母更好地應對育兒的挑戰。只有通過政策的支持和社會的理解，才能讓這一現象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促進家庭與社會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