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新制第一案判決出爐，引發關注。年初一起思覺失調患者弒父案遺孀，卻擔心造成二度傷害，聲請不願讓國民法官審理，認為兒子是因生病才鑄下大錯，請求法官減輕其刑。近期精神障礙者傷人事件還有新店弒母案、台東美工刀隨機攻擊案等多起事件。專家表示，精障者在回歸社會時遭遇困難，凸顯國內精神疾病照護體系不夠完善，精神病人自立生活、社會融合淪為空談。
國際審查委員會（IRC）去年8月公布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審查報告中，在「自立生活及社區融合」項目中，委員評論，政府雖推動多元社區服務模式，幫助精障者回歸社區、重返生活，但資源卻放在集中式照護設施；「心理健康」項目中則提到台灣99%的精神衛生機構病患，是被迫留院，且住在機構已經切斷了他們與社區的聯繫，延緩回到社區的可能性。
衛生福利部立嘉南療養院司法成癮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說，以新店弒母案為例，犯嫌是四級列管的精障者，衛生局表示訪視時個案情況穩定。但即使症狀穩定，也須要社交技巧訓練等復健，才能幫助精障者與家人相處、與社會融合。
李俊宏說，去年通過的「精神衛生法」修正案，在社區支持相關章節中，期待委由法人機關團體，辦理協助精障者與社區融合、接受平等對待的「支持性方案」，如入家服務、會所模式、協作工作坊等。
修正案明年底就要上路，但「社區支持方案幾乎為零」，未來精障者強制住院須法官審查、門檻變高，政府又不希望精障者留置復健中心等照顧機構，社區支持卻淪為「空空樓閣」，造成精障者出院、回歸社區後無處可去。
修正案中雖增加社區強制治療的規範，但李俊宏說，實務上若精障者本身沒有意願，醫療端也無法將患者帶到醫院，或進入家門進行心理治療或復健治療，看不到資源與配套。
李俊宏表示，「精神衛生法」修正案過度理想化，期待柔性勸導病患就醫、鼓勵社區適應，希望社區支持性服務能接住精障者，但社區資源並不完備，社會接受度、民間共識也還不足，「理想很高遠，但社會的腳步跟不上，精障者難與社會融合，恐造成衝突事件發生。」
精障者社區支持單位「興隆會所」主任張美琦說，社區支持服務藉由社工、心理師等工作者與精障者建立平等關係，協助精障者建立生活習慣、與人互動，作為重回社會的橋樑，但面臨資源缺乏，尤其偏鄉最嚴重，某些地區只有一處會所，沒有其他社區機構或服務。
衛福部長薛瑞元說，精障者須要不同程度的醫療資源協助，故目前有復健可能性的精障者，急性期住院，出院後多以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等機構為主，這些機構作為中途之家，也提供復健、工作坊等活動，協助患者回歸社會。CRPD國際委員要求去機構化，故目前國內幾乎沒有新設的精神護理之家，但社安網精障者社區資源布建確實有不足的現象，應加緊布建。（時事新聞來源：聯合新聞網，2023.07.23）
思覺失調症是一個慢性精神病，病人的異質性高，其預後差異度也很大。目前抗精神病藥物算進步，患者在確診治療後，其精神病症狀（如幻覺、妄想、思考障礙）大都會改善、甚至緩解。但研究指出，可以回到原來的職業社會功能者約只有2-3成；另外有2-3成病人仍有症狀、部分影響其生活；4-6成病人因症狀起伏、明顯影響其生活。佈建康復之家是社區精神醫療系統很重要的一環，它提供病人一個類似居家環境，給予生活照顧、確保給藥，提供團體生活學習互動，還有各式復健活動、工作訓練，並帶領病人參與社區活動，有些病人甚至白天可到外面工作思覺失調症的治療團隊，不只是包括醫師，還有護理人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等一起照顧患者，陪伴他度過難過的時刻。只要患者能信任治療團隊，家人與好友可以陪伴、鼓勵他就醫，將有助於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讓患者的疾病控制更加穩定，應該可以提升重回社會的機會。
在思覺失調患者弒父案的國民法官審理過程中，深刻揭示了精神障礙者在回歸社會過程中面臨的重重困難。儘管社會上積極倡導精神病人自立生活與社會融合，實際執行卻常淪為空談，尤其是在缺乏適當支援的情況下。他們往往被迫留院，延緩重返社群的可能性，這引發了更大的社交隔離與無助感。
多元的社群服務模式本有助於改善情況，但在資源不足和社會偏見的影響下，精神障礙者仍然面臨高門檻的強制住院措施。缺乏訓練的社交技巧，使得患者難以有效地適應社會環境，衝突事件也屢見不鮮。
我的兒子是屬於第一類，因為進入社會工作，被貼標籤、被嘲笑、被漠視，所以這條路他走得很辛苦，兒子曾經問過我她們為什麼不喜歡我？是我做的不好嗎？可以跟我說我會改，很多次下班回來不說話沿路哭，後來我看不下去幫他辭職了，現在在康家過得很快樂，孩子有社工但是沒什麼用處，因為她沒有跟家人互動。
社工與心理師的介入至關重要，在提供平等關係的同時，他們需協助患者獲得必要的醫療資源，協助其重建生活信心，最終實現社會的真正融合。只有這樣，才能有助於避免悲劇重演，並保障精神障礙者的基本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