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慧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工師學分班學生）

 

一位女兒因為收到法院的開庭通知而po文表態，看了心頗有戚戚焉，相當心疼也很想說，「你沒有錯!」，但是，社工基於職責之所在，輔導個案去執行訴訟程序後，才可以取得長期的福利身分，也才能由政府提供往後的生活照顧，面對殘酷的事實真相，社工不下百次懷疑這就是所謂的社會正義？是誰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年底將屆，又是低收審查的開始，諸多的個案，因為過往年少得不良行為、藥酒癮，甚至於家暴與亂倫行為而拋家棄子，未善盡照顧扶養義務，等到老來貧窮再加上疾病纏身，需要政府提供經濟與照顧協助，卻是不符合濟助資格，對此，依照規定，社工員接獲案件會評估案主的表達性需求，評估是否予以排除，以讓個案擁有福利身分，而得以維持基本生活，只不過，排除是例外並非常規，也絕不是長久之計，仍需要釐清案主與家屬關係，確認非得政府部門得介入，否則將無法生存，一方面協助福利申請，一方面得聯繫家屬以了解親人的態度意願，抑或與個案討論是否要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協助，代為向法院提起子女負擔扶養訴訟，再由法官判決裁定，以作為福利取的證明之一。

冀此，社工僅能根據個案的一面之詞進行判斷，進而和個案討論處遇方向，雖然，嘗試聯絡家屬，接獲到的通常是家屬的不理會，或是電話那一頭的怒罵，最為不幸的是陳年已久的瘡疤，一一被揭開，造成二度傷害，相形之下的個案，竟然可以毫無感受，只在乎自己的需求，這更是叫子女與社工情何以堪？再則，若是安置於機構的個案，因為安置差額費用，社會局祭出公文以追討安置費，對於突如其來的負擔，除了雪上加霜般增加負荷，更會引起家庭的波動與撕裂。

曾經，一個女兒在接獲社工的信件後來電，表示自己早已成家，育有子女，卻因社工的聯絡資訊，讓她害怕曾對其猥褻的父親出現了，電話那頭哭泣的陳述，不願意再去憶起的過往，社工腦中一片空白，完全無法回應，過往未被協助的女兒長大了，而這個魔爪卻是我們輔導安置的對象，社工無法苛責個案，卻得承受壓力並自責不已，質疑自己到底做了什麼？內心出現這樣的黯然對話，是否家屬不回應、不聯繫，只要完成形式上的流程即可？若沒有其他管道，是否逕自由政府全部買單，認了吧？但是，這個對社會沒貢獻甚至傷害子女的老人，憑什麼可以受到良好的照顧？子女難道真的可以不用負擔照顧扶養義務？

過往的糾結，社工有能耐處理、修復？回歸於依法行政、長官要求以及工作守則，長期的濟助需要被檢討，需要建立處遇方向，就想問：一個臥床的個案，到底需要什麼處遇？即便是行動自如，均已身心不健康，需要墨守法規？到底為難了誰？再則，子女透過了法院判決負擔每月的扶養費用，未能執行或不甘願支付，是否再次挑起家庭的愛恨情仇？試圖與業務單位溝通，討論可行機制或其他的處理方式，得到的答案總是叫人無奈、失望。

孩提時父母是權威，小孩沒有選擇商議的權利，時代的變遷，儒家的思想傳承已經被挑戰，社會上真的有不是的父母，真愛家庭也會傷人，這已是一項的不爭事實，高齡化、少子女化現象，照顧議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且須受照顧與安置的年齡層，業已逐漸降低，甚至於來到了40-50歲之際，任何的通報，都涉及福利和安置費議題，更遑論於那些早已多年使用福利，不願意也無法脫離的個案，遇到子女成年或查稅，往往只會徒增受到影響的個案。

最後，政府面對龐大的照顧、經濟需求，思慮是否真的需要每一個案都走完法律程序，才可以取得合法福利身分？是否都需要社工背書才可以給予福利需求？能否讓個案自己提供證據嗎？有沒有破解這框架而得以有更為完善的解套方式？業務主責分工可否更加明確？社工的輔導過程，乃是建立在與個案的信任關係，但是，社會正義與工作倫理的拉扯、衝突，一直是無解，到最後，卻反而變成社工的內在創傷，當無法承受時，社工便是出走離職，這樣的損失真的比較划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