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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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之際的國恩家慶，總是不免俗的談及到國慶日當天所出生的「國慶寶寶」，然而，值此疫情蠢動的同時，也讓國慶寶寶、新冠嬰兒潮及其相應而來的嬰兒荒，是有嚴肅探究之必要。

誠然，歡喜迎接這一批的國慶寶寶，只不過，嚴峻的客觀數字，卻是增生更多的社會變革工程，遠地不說，今年（2021年）前9月的出生數為11萬2470人，較去年的同期著實是減少6,545人，推估今年的總出生人口將會跌破16萬名，而一舉逼近15萬多名，再次創下出生人口的新低，如此一來，對比於去年的16萬多名與今年的15萬多名，剎那之間，便是讓人口的數量規模，少掉近1萬5千人，衝擊影響之大，已經不再只是被動等待社會性增減的人為力量，便可迎刃而解，相反地，從去年、今年以迄於明年的虎肖年，這一路下滑減少的新生人口數，展望於從學齡前到學童期、從國小到國中、從國中到高中職、從高中職到大專校院的生員人數，已然是讓包括核定額名、報到名額、班級規模、師生比以至於學校生存利基等等教育端，出現諸多的運作難題；連帶地，對於社會生力軍的中壯世代教師來說，相迎而來的不再是亮麗的職涯規劃，而是從生存環境到教育制度，藉以直指老師個體去留的整體性關照。冀此，在這裡的考察真義直指出來包括國慶寶寶或新冠嬰兒潮的生育行為，除卻人性誘因的不同期待外，糾結於從多生多死、多生少死、少生少死到晚點生與慢點死的人口演變趨勢，那麼，所謂『嬰兒荒』背後所隱含的社會行動、社會結構、文化、權力與社會關係，自當是要有社會學想像的必要連結。

基本上，構成『嬰兒荒』的三大因素，雖然包括結婚人數少、疫情期間經濟受挫不敢生以及先結婚後生子的傳統觀念，但是，層層堆疊且環環緊扣的乃是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社會的深層結構之於彼此間的拉扯關聯，這是因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認知結構破口，已然因為薪資所得的勞動社會困境，而匡列出來不同於過往的社會行動，如此一來，生兒育女也就不單單只是某種的生物本能反應，而是一項直指從主觀到客觀、從年代到世代以迄於從個體到集體的有意識行為；連帶地，對於生養負擔的某種集體共傷情緒、知覺，更會進一步地發酵成為新生世代所特有的次文化，這也讓包括父系權控、家庭組成、社會關係抑或是生涯規劃，出現了微妙的時代潮流趨向，並且不必然要迎合娶妻生子或傳宗接代的人生發展任務。准此，對於習以為常或視為當然的個人生育行為，理應去深究變遷氛圍底下，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糾葛關係，就此而言，現行的各項鼓勵、獎勵誘因條件，自然要是從認知到行為、從保健到激勵以迄於從態度、技巧到知能素養的綜融性考察。

總之，作為一項整體社會事實的『嬰兒荒』，推拉之間所顯現和遺留的是包括個體動力、家庭動力、群體動力、世代動力、社會動力以及文化動力，至於，影響之深廣和力道之強久，更是指陳所謂少子女化的國安危機，『灰犀牛』已然取代『黑天鵝』以虎視眈眈於家庭運作的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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