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韋廷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一則2017年2月的報導指出，高雄一間豆干工廠涉嫌軟禁分別來自印尼、菲律賓、越南的四名移工，這其中一名印尼女外勞是來台當看護工，未料，一下飛機就被賣到豆干加工廠當「黑工」，被雇主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遭到軟禁、控制通訊和行動自由長達14年之久，當時消息傳出後，引起民眾與論撻伐，只是，鋒頭過去之後，又有誰關注這些被剝削的移工人權？冀此，如何讓社會大眾和政府，更平等善待這些移工，並且改善移工的工作環境，頗值得更進一步的思索、探究。

首先，依勞動部統計顯示：2020年3月底在台灣外籍移工人數達71.9萬人，國籍別以印尼籍27.9萬人居首（占38.9％），其次為越南籍22.1萬人（占30.8％）及菲律賓籍15.9萬人（占22.1％），這三者合占9成2，至於，外籍移工來台的從業大致為廠工、漁工與看護工，亦即，從事的工作大都是本地台灣人不願投入3K（辛苦、危險、骯髒）的高風險工作，然而，這些外籍移工為了到台灣，支付高額的仲介費而貸款來台，目的就是為了賺錢討生活，只不過，在勞力剝削或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外籍移工往往要面臨高工時、低薪資及沒有休假等因素，勞力付出跟收入所得是不成正比的，如此一來，經常吹噓台灣是東亞地區的人權堡壘，此一非真正實踐的大內宣，又何嘗不是對於『最美的風景是人』的直接反諷。

除此之外，在全球化流動的發展脈絡底下，漂泊異鄉打拼的外籍移工，其實與海外打工的台勞抑或是中國的北漂青年，並無兩樣不同，台灣是一個島嶼的國家，為了生活也會成為其他國家的外籍移工，也會碰到外籍移工來台所經常遇到社會適應難題，像是人際關係、文化風俗及語言溝通等，就此而言，移工如何在短期間盡快融入社會或工作團體，政府理應是透過法令協助這些外籍移工，唯有將移工視為推動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夥伴，而非是用完即丟的「免洗工具」，也就是說，要善待這群和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移工朋友。

事實上，對於移工的工作條件及勞動權益，美國國務院公布的「2019年度各國人權報告」已經指出，外籍移工遭到台灣雇主的嚴重剝削，即使政府已修正相關法規，但是，仍然無法有效阻止移工的勞動權益遭受迫害；同樣的，最多外籍移工輸出國家的印尼及越南，要求台灣比照鄰近日本，所有出國工作的外籍移工不再負擔任何費用，稱之為「零付費」政策，平心而論，印尼為保障該國勞工免受剝削而祭出零付費政策，並不令人意外，倘若是持續漠視，台灣恐怕成為移工人權國際的黑名單。

總之，周末的街頭、車站充斥著陌生的東南亞臉孔，他們是一群撐起台灣底層社會的外籍移工，正當勞動力輸出國如印尼，業已開始關注勞工權益，身為移工引進國的台灣，更是要徹底檢討，包括努力修改＜勞動基準法＞以確保所有移工都能夠受到相同的保障，同時，也要建立透明的招聘機制，改善國內的勞動環境，這才是維持勞動力得以長期穩定供給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