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姿穎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9年的一項數據顯示，未滿35歲的青年平均年所得54.37萬元，換算月薪四萬多，不過，這個數字來到南部可能就剩下三萬多，對年輕人來說買房難但是租房又容易吃掉一部分開銷，根據Numbeo數據庫的整理，截至2020年6月，台灣的房價所得比達到24.2倍，名列世界第九，代表我們要不吃不喝24年，才有機會買到一棟房子。買房困難，想改租更大空間，房租更會壓迫到存下頭期款的努力目標，現實情景也讓青年成家的夢更加遙遠。

1987～1989三年間，房市面臨有始以來最不合理的房價飈漲，台北市預售新屋價格平均從每坪11萬元，短短三年間，漲到了每坪44.5萬，整整漲了四倍，引發了社會大眾的極度不滿。在1989年，國小李幸長老師發起結合相關專業團體及青年學生，成立了「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抗議受到財團炒作而狂飈的房地產價格，雖然，政府經建會及內政部從1988年底即提出「興建合宜價格住宅方案」及「租金管制」等構想，但是，成效不大，房市仍然炒作熱絡，直到1989年央行實施了選擇性信用貸款與提高利率，才稍稍平抑了高房價的持續飈漲。1990年房市逐漸開始衰退，歷經了長達13年的房市不景氣，到了2003年第三季SARS過後，房市又逐漸上升，台灣房市的發展至今仍然令人相當失望。。

檢討過去30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的失敗，我們首先應了解台灣房屋產權結構狀況，台灣大約有20%家戶屬於無殼蝸牛，60%屬於一殻蝸牛，20%屬於二殻以上的蝸牛，而擁有三殻以上蝸牛約佔10%，擁有四殻以上的人約只佔2%，當時過度強調「20%的無殼蝸牛要對抗80%的有殻蝸牛」，在傳統『有土斯有財』的人民價值觀以及政府強調『住者有其屋』的傳統政策，弱勢的無殼蝸牛不論政治（選票）或是經濟（財力）的影響力，均無以對抗80%的有殻蝸牛，所以，此運動註定了失敗命運。除此之外，在戰後都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市民親身經歷了房地產漲價的經驗，因此，也形塑出堅定的地產意識，亦即，普遍認同房地產是昂貴但高報酬的投資管道，而心甘情願地將經濟上的累積都投入其中。

另一方面，超高的住宅自有率顯示大多數人都參與其中，有屋者不願接受房價下跌的可能，即使他們只擁有一棟房子，根本無法在高房價中真正獲利；有意換屋時，也要付出高額的代價。於是，高比例的有屋者共同支撐了地產意識，不斷加以再生產。高房價讓有屋者感覺資產升值，但其實這是錯誤的意識，人民受害而不自知。有了這些觀念以致多年來，房市投資炒作、房屋商品化以及高房價、高空屋率、高房屋自有率的「三高」的情況依舊，而今政府僅試圖透過少量且成果不彰的社會住宅及包租代管等政策回應無殼蝸牛年輕人的期待與無奈。

政府面對無殼蝸牛年輕人的期待與無奈，或許可從以下四點來改變。第一，健全屋市場機制，讓市場資訊公開透明，其中租屋市場（黒市）更是應優先解決，同時，實價登錄改進也是關鍵；第二，透過房地產稅制及金融制度的改革，以減少房屋商品化的誘因，嚴格區分「自住」及「非自住」的持有成本，拉大彼此的差異，以保障自住需求，抑制非自住需求；第三，公平效率的提供多元的住宅補貼，檢討當前住宅補貼的資源配置，分析住宅補貼的成本效益，其中應以租屋補貼的資源最為優先且提高分配比例，而租屋補貼又以租金補貼較具公平與效率；社會住宅應重視弱勢家庭的協助及增加比例，而非只強調興建戶數；以及第四，重視住宅的居住安全、品質與環境，落實住宅法，定期檢查居住安全，建立老屋健檢制度；租屋居住品質的改善應予重視。

回看三十年前在那個關鍵時刻，台灣未能走上漲價歸公和抑制房地價之正確的土地政策，如今，面對高房價，年輕人高呼買不起，不敢生養下一代，但是，政府根本不敢面對正因，只好轉個彎自己作東，要興建社會住宅、要包租代管，但成效其實是很有限的。高房價與高地價不僅影響年輕家庭的房事，也影響企業經營者的心態、改變實業投資的力道、影響商業經營者將房租成本轉嫁消費者，同時也影響政府的城市治理，最後都繞回來影響人民的生活品質與國民素養。歷史若能倒轉，三十年前的台灣，如果能理性面對經濟成長後的社會躁動，訂定合理稅制落實漲價歸公，產生引導投資遠離房地產的效果，讓房地價穩定地維持在合理的範圍（如德國），今日台灣必然大大不同。可惜歷史不能倒轉！然而，歷史不能重來，但卻是能有所借鏡和警惕。

總之，台灣如若要長治久安，社會的地產意識必需扭轉，政策制度必需調整。不過，活生生的經驗告訴我們，地產意識與剝削體制不是一天形成的；同樣的，要改變它也不是一蹴可及。路很遠，但只要方向對，終究可以走到；方向錯，則再久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