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木彬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當驪歌響起，將是應屆畢業生首次踏入職場之人生轉淚點，但是，畢業即失業之長期性結構問題，卻也成為了莘莘學子揮之不去的夢魘；依勞動部的統計顯示，今年（2020年）的年初次尋職應屆畢業生約19萬人，另受COVID-19影響，目前核可失業補助便高達有22萬餘件，以此合計的話，將會有40萬人在暑期競足有限的工作機會，換言之，預測的失業率將會再創新高，無疑地，這一群新冠世代儼然也成為最慘的畢業生和準社會新鮮人；據此，為鼓勵年輕人求職及穩定就業，勞動部推出「青年就業獎勵計劃」，只要是應屆畢業生就業持續達六個月，即給予最高獎勵金3萬元之「期限限定」的加薪計劃。

首先，失業的歸因事由隨其社會和家庭結構的變遷，是否僅是『不能』或『不願』的單一選項，抑或有其長期之『不能』參與職場而後產生的『不願』，或是長期『不願』導致與職場脫節的『不能』等等不同的組合選項；因此，解決失業問題，這恐早已超脫政府只是單純地提供職訓、補助、媒合及就業獎勵之類的認知基模。

然而，近幾年的勞動研究，低薪仍然是青年自願性失業的主因，勞動部此次亦將「視情況」啟動「興僱用」方案，給予企業「先僱後訓」及僱用應屆青年薪資達2萬8千元以上的補助，只不過，台灣2019年全球競爭力排名12，亦為高科技國家之列，為何仍然還是處於低薪環境？終歸於政治及經濟環境所致，影響企業生存、出走，導致人力需求減少；另一方面，產業結構之變遷，教育體系並未與時俱進，導致產生理論所學和實務需求出現嚴重的落差，如此一來，勞動市場供需失衡、青年低薪等根源問題未解，僅是以撒錢的短視近利政策，這不禁令人要問「那六個月之後呢？」

再則，訂定薪資達2萬8千元以上，若扣除政府補助，企業實則給付最低工資水準，這是否意謂政府帶頭鼓勵低薪，企業未來將更無意願支付更多人力成本；另外，企業為了配合政策和爭取補助，增加僱用應屆畢業生，是否也會造成企業內部「汰舊換新」，政府打開了一扇窗，同時也關閉了一道門，失業問題再次淪落惡性循環之窘境。

最後，在「後COVID-19時代」，世界經濟版圖持續演變中，同時，台灣也在重新找尋自己的立足點，倘若處於國內勞動市場的長期失衡、勞動條件不佳之情形下，除了會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外，也將造成台灣競爭力的實質下降，因此，失業問題與家庭、社會、國家發展是一種環環緊扣的生命共同體，政府不應再停留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思維模式，應該要扮演舉足輕重的積極角色，同時，考量到經濟環境及產業結構，推出適時、適人、適所的政策，才能激活企業以釋出更多的職缺，從而製造乘風的就業環境。

誠然，有風的助長，乘風的畢業生將能較易展翅高飛以追尋夢想，至少，我們已久都未曾是站在風口上的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