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佑杰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受疫情影響，原訂五月上路的＜中高齡就業專法＞延後上路，學者憂心疫情帶來失業浪潮，政府若未解決青年派遣等非典型勞動問題，未來中年就業問題將成為台灣社會隱憂。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秘書長施士青表示，台灣這一代青年派遣人力，一、二十年後可能成為「中年單身打工族」，政府與社會必須預做準備。”
聯合報為這篇報導所下的標題：「青年派遣隱憂，催生中年打工族」。

基本上，這個標題的關鍵字包括有青年派遣、中年打工族，因此，在探討這個議題前，我們就必須先去了解以下這幾個名詞：首先是「外包」：1990年，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為《哈佛商業評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發明了“外包”這個詞，他們認為企業在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為取得更大的競爭優勢，應僅保留其最具競爭優勢的業務，而將其他業務委托給比自己更具成本優勢和專有知識的企業。

再則是「斜槓青年」：2007 年，美國專欄作家瑪希‧艾波赫（Marci Alboher）創造了「斜槓青年」（Slash）這個概念，使用「斜槓」來區分不同職業，強調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個不同的職業和身份；其次是「零工經濟」：2018年，黛安．穆卡伊（Diane Mulcahy）出版《零工經濟來了》（The Gig Economy）一書，強調用時間短、靈活的工作形式，取代傳統的朝九晚五工作形式將成為流行，關鍵在其係依賴互聯網技術的信息分發和流程組織來進行工作有效率的分配，平臺將替代企業，成為主要連接體；最後是「中年打工族」：2020年，小林美希出版《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藉此採討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

由上可知，近二三十年來，隨著時代的演變和科技的進步，企業外包和零工經濟，業已逐漸成為企業求生存的方法和個人就業的另一個選項，個人和企業間的聘僱關係正在改變，而現在的社會制度和法律也早已跟不上這些發展，所以，勞資衝突及政府和企業間的衝撞不斷，其實不僅是台灣，世界各個國家同樣也是面臨到類似的問題。

僅就上述聯合報的這篇報導來看，我認為可以分幾個層面來探討：這些青年派遣族到底是自願還是被迫？再則，不管是自願或被迫，到中年一定會變成中年打工族？從個人意願和價值觀來看，要如何從改變教育體制來因應，提升個人意願和能力之餘，也能有多元文化的涵養和國際觀？從勞動政策來看，要如何設計合宜的勞動服務機制以保護勞工和企業的權利？從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向來看，如何能和世界接軌，以讓我們的產業發展能迎合全球化又能顧及地方保護的多重考量？

青年派遣族或斜槓族不必然就是不好，關鍵還是在於個人的專業能力之養成，能力好的人可以做工作的主人，在零工經濟時代更是怡然自得，進入中年後也會因為其經歷之豐富，而不用擔心變成打工一族，至於，那些沒有專業能力的人，就只能承接外送之類並且是以勞力和時間來換取報酬，到了中年的這群人自然還是打工一族。

回想我們的父執輩，正逢台灣經濟起飛年代，當時做什麼都賺錢，到了我們五年級生這代，雖碰到中國紅色供應鏈堀起，有點逆風，但是，也因為兩岸的經貿合作而有不錯的發展，這些都是因為當時候的政治環境氛圍使然，就像一隻站在風口的豬，沒有翅膀也能順風而起。

弔詭的是：現在的我們早已經不站在風口了，要用什麼來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