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言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報載，去年（2019）年7月所發生的這一起鐵路警察被殺案件，當時引起社會的一陣嘩然，然而，今年（2020）年卻也因為獲判無罪，而再度引來民眾輿論的多方撻伐，這使得這起「無罪判決」案例背後所隱含的諸多意涵，實有進一步思考之必要。

首先，衛福部於2014年公告將其中文譯名為「精神分裂症」，正式更名為「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藉以去除一般人對於此一疾病的負面印象，誠然，「思覺失調症」所表現「思考」及「知覺」之可能失調，既為「失調」，也代表著是有恢復之可能性，從而鼓勵精神患疾能夠勇於面對疾病和接受治療，藉此提昇國人對精神疾病應有的認知，並且讓社會釋出善意以去除標記的污名烙印，然而，伴隨思覺失調疾患的長期治療過程，在課業表現、工作能力、家庭生活、人際關係等諸多面向，勢必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對於病患及其家人們的生理、心理及經濟，在在都是沈重的負擔。

對此，要如何喚起思覺失調疾患的病識感，進而願意規律就醫治療，以達到趨於穩定狀態，這就不單單只是靠患者本身的自覺，還要有家人陪伴、友人支持及社區醫療支援等重要資源，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年精神疾病患者門診、住院人數的相關統計，這其中「思覺失調、準思覺失調、妄想和其他非情緒精神病症」人數已經達到151,844人，因此，要如何正視此一群體患者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器是否該有統整之應然與實然之作為？

再則，精神鑑定而來的「無罪判決」及其後續5年的強制監護，乍看之下，實難為廣大民眾所能接受，但是，訴諸於＜刑法＞第19條第1款：「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87條第1項：「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第87條第3項：「期間為五年以下」；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71號解理由書明載：「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同。」等構成要件和罪責明確性，使其該項的裁定，是吻合應有的適法性，只不過，判決書上所述被告2001年已有就診紀錄，遺憾的是，因停藥而導致病情惡化，致使在事發前已有被害妄想、關係妄想和跟蹤妄想，特別在其北上之前曾到過二處派出所、社會局等其他地方，顯然，也因為並未即時發現異狀以有效抑制悲劇的發生，就此而言，行為人的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是否也要經由跨域專家的專業鑑定，來確切落實應有的社會保障目的，這一點是有議論的思辨空間。

誠然，法官之判決與醫師之鑑定均是依法而行，但是，機關首長卻也以近乎不信任的民粹態度支持上訴，當政治淩駕於專業之上，司法與醫護人員又該如何維護已身之良知與良能？今日之判決未必是明日的最終結果，法官之專業素養不該只是因為判決不符合主流社會的期待，而被質疑、霸凌，醫學專家鑑定又可否由『一人』到『團隊』以至『鑑定委員會』，以讓少數人承受多方輿論之壓力，這些的突兀行徑，並不是一個成熟公民社會該有的文明表現，演變到最後的結果，從這一起事件被害人與加害人兩造及其家屬，更是要擴及到包括你、我和社會在內，都將會是輸家？

去年（2019年）「家庭教育法」三讀通過，其中綿密的社會安全網絡將連結警政、社政、民政、戶政與衛政等部門，以營造家人互動共好的家庭與社會環境，而此一戰略目標是要將橫向的資源進行強化整合，至於，戰術上又是否能符合人民的期待，畢竟，家庭是由個人所組成，從『個人』、『家庭』到『社會』，照顧好每個『個人』才能有健全的『家庭』，進而才能有平和之『社會』。

總之，包括思覺失調、準思覺失調、躁鬱症（雙相情感疾患）在內的精神患者，每個人的生命軌跡皆然不同，要如何接納與包容，以讓這群患者回歸到社會生活裡，這會是慣於進行常態性裁判的您、我，所必需要學習的生命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