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淑女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碩士）

 

對應於戰後嬰兒潮世代已經進入退休潮，而相關的衝擊影響早已是世界各國必須嚴肅要面對的不爭事實，對此，臺灣一地也於2018年以快速的進度，從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正式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老化指數上升至112.6，老幼人口的差距更是持續擴大，面對諸多專家所預測即將加速來到的超高齡社會（hyper aged-society），屆時除了人口紅利耗費殆盡外，對於鋪天蓋地的人口海嘯，也是一項存亡賡續的發展性危機。

首先，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我國新生嬰兒的出生人口數僅有180,656人，粗出生率下降為千分之7.66，創下近8年來最低，相對於婚生子女占有百分之96的情況下，面對結婚人數從2015年的154,346對（初婚130,232對）逐年下降至近9年來得新低，再加上女性初婚年齡已然提高到31.7歲，其中35歲以上者達21.3%，對於高齡妊娠後遺症的優生保健，亦不容小覷、忽視。

政府於2018年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年）」，以「0-5歲全面關照」之政策精神，規劃「擴展平價教保服務」及「減輕家長負擔」二大的推動主軸，期能達到持續加速公共化、減輕家長負擔、改善教師與教保員薪資、穩定服務品質及提升幼兒入園率等目標來提升生育率以及穩定就業市場。冀此，中央定調再由地方政府加碼形成所謂福利移民的迷亂現象，僅以桃園市為例，2018年人口遷徙增加2.3萬人以及老年人口比率低於11.0%最為明顯，但是，從「婚、生、教、養、衛」的生命歷程而言，理應是要回到「願婚、樂生、能養」的根本議題，與此同時，更應該檢視的是人口數量的增加並不意味著人口素質的相對提昇，畢竟，高齡妊娠後續所產生的可能問題，將會耗損更多的社會成本。

再則，政府期待透過此一公共及準公共化的機制設計，以逐年增加托育的供應量，預估民國111年可以提供7.6萬個的收托名額，而整體的家外送托率也達到20.9%，但是，依據報導去年（2018）八月開始實行的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保母以及非六都的準公共化幼兒園，都發生費用超過縣市政府所核定的天花板，簽約之後的變相漲價以及業者巧立名目的超收費用等問題，也就是說，呈現出來的是雖然政府有提供補助款項，但是，仍然被業者以各種不同的項目理由，導致準公共化政策的運作困頓狀態，就此而言，國家機器所訴諸滾動式的檢討改善機制，應該也要進一步地擴及到政策執行之後的效益評估抑或是祭之退場辦法的備案措施。

誠然，生育率降低所造成的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現象，將衍生家庭結構改變、勞動力減少、扶養負擔加重、以及長期照護與社會保險不足等問題，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6年15至49歲已婚女性之三歲以下子女有2,405千人，其主要照顧者以自己與丈夫占51.66%為最多，其次為親屬照顧占38.32%，再其次是保母照顧占8.72%，至於，托嬰中心照顧則是僅占1.09%，至於，依據求職網的相關調查顯示，在年滿20歲以上的成年勞工當中，只有49.9%表示，其實「有計畫」生小孩，而不想生小孩的主因，包括70%怕錢不夠，家庭總月收要102K，「生養育基金」，平均要存到607.3萬元。

因此，提高生育率的對策應該是讓適婚年齡族群有穩定的工作收入以及制度性的保障之經濟安全，誠如，2018年通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透過私人企業提供職場互助教保服務，協助員工就近照顧小孩，讓員工得以安於本業，然而，癥結點還是在於如何鞏固家庭本身的照顧功能，進而達到多方受益的共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