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淑女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碩士）

從一則因曾服務過的2名「廢墟少年」相繼自殺，教會牧師娘上街頭舉牌，戴口罩用「沉默」表達無言抗議，希望藉此喚起政府重視兒少的生存權益及自殺問題。

首先，所謂「廢墟少年」指的是長年處於貧窮、暴力、家庭失能的脆弱環境，表面看似有家，但實際上卻是生活在家庭功能式微與欠缺社會支援的成長環境，就有如生活在廢墟之中的孩子，他們多數屬於邊緣少年，無法進入低收、中低收入戶補助的社會安全網內，成為社會漏網夾層中的孩子，也正是政府所定義的高風險家庭。對此，雖然早在2004年開始，政府便啟動高風險家庭的通報系統，為這群兒少提供預防性介入服務，但是，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顯示，過去的三年，高風險家庭通報數從二萬五千戶增加到近三萬戶，尤有甚者，在資訊不正確、資訊不透明以至於資源無法盤整的狀況下，未被通報的黑數應該是不在少數，便可窺見到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堪慮。

誠然，高風險家庭的形成原因從個人、家庭、社區三者的交互影響來看不乏來自於貧窮、失業、自殺、毒品犯罪、精神疾病及藥酒癮、兒少自為行徑、家暴兒虐以及家庭問題等，對於兒少個人以及家庭所產生不同的衝擊影響，但是，又該如何扣緊分級分類的服務對象，藉此進行整合的受理服務窗口，進而達到個案不漏接以及窗口零拒絕，而不至於錯失個案管理的保護目的，這是因為：根據衛福部資料顯示，未滿12歲的貧窮兒童占有18.34%，人數是貧窮老人的三倍，也就是說，因為父母工作貧窮，成為邊緣弱勢族群，最後造成孩童陷入貧窮世襲的命運，台灣的下一代將近12萬個貧窮兒童，兒童貧窮化的增加趨勢，20年來足足增加了一倍之多，然而，中央預算中社會福利占最大宗，每年約有四千七百多億元的預算，但是，這當中僅2.75%用在低收與中低收入戶的補助，貧窮的人口在逐漸增加之際，補助卻是反而相對減少？

再則，貧窮對兒少成長階段所延伸的相關議題，除去溫飽的基本生理需求外，便是無力升學落入貧窮的惡性循環，雖說，教育是脫貧的最佳方式，職業訓練的技能培訓更是引導走向自立少年的途徑，然而，依據勞動部資料顯示，每年約有三萬多名未滿十八歲投入勞動市場，＜勞動基準法＞裡雖有明訂15歲以上未滿16歲受雇工作者為童工，18歲以下也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但是，並未對18歲以下的勞動人口提供完整的專業培訓計畫，對此，過去實施九年的「少年on light計畫」卻是對比於每年兩萬三千名的中離生，參與的人數每年僅有兩百五十人，青年署今年（2017年）起以「未未計畫」（未升學未就業計畫）取而代之，轉由各縣市勞政部門協助，由少年自己去就業服務站登記，前車之鑑，這樣的計畫是否完善務實，實則有待商榷。

最後，當家庭親職完全崩壞，家庭功能瓦解之際，兒少必須面對家庭替代的家庭處遇方式時，兒少安置機構會是必須的選項之一，但是，自2015年起，由社會福利相關單位邀請學者建立的少年安置機構評鑑標準，要求比照一般托育或長照機構需符合相關的安全、消防法規，甚至床位與照顧人力比率的標準，使得許多安置機構在評鑑後變成違法超收，無法再收受由法院交付需要安置的少年，致使無家可歸的兒少又該何去何從？由專業人員陪伴的『類家庭』與『似父母』的安置方式是否會是更為適切的替代方案，這一點是值得深究與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