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前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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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指出明年（2018年）起驗光人員將不得對未滿6歲的兒童驗光，至於，15歲以下的兒童則是要在眼科醫師指導下進行相關的驗光事務，對此，相與衍生的議題現象，頗有進一步深究的探討空間。

基本上，該項衛福行政的策進作為主要的著眼點乃是6歲以下的兒童因為可能會有假性近視或斜視、弱視等等的先天性問題，因此，倘若逕自由驗光人員進行遠視、近視的驗光，深恐會耽誤治療眼疾的最佳時機，因此，6歲以下的兒童配戴眼鏡一事，強制規定須由眼科醫師開立處方箋以進行後續的相關處遇，至於，滿6歲至未15歲的兒童則是可以在眼科醫生的輔助與指導下，由驗光人員進行驗光，就此而言，若干的謎團還是有待加以廓清，畢竟，倘若專門眼科醫師所扮演和把關的初篩機制，是要被高度期待的話，那麼，這應理是一項跨年齡層的健康維護工作，因此，以6歲為其寬鬆之間的門檻標準，這一點是商榷之處，換言之，從先天性到後天性的危險因子，斷然不僅止於年齡設限的一線之隔，更非是單純斜視、弱視、遠視或近視的驗光配鏡，而是要如何就其可能的歸因，以進行停損設置的改善對策，換言之，除卻眼科醫師外，究竟還需要那些跨域整的專業團隊，藉此維護靈魂之窗的加惡效應，君不見當前從驗光配鏡到隱形眼鏡等等無所不在的方便或隨便舉措，其所付出的個人代價或社會成本，點明出來對於驗光師不得對6歲以下小孩驗光一事，恐有將複雜問題予以單純切割化之虞。

再則，即使是落實在工具範疇的技術性操作，上述的權變措施還是有待商榷，比如眼科醫師與驗光師之間的競合關係，是否等同於醫師和藥劑師而來的醫藥分業，藉此守護當事人的最佳利益？至於，相應於眼科醫師或驗光師各自所發展出來的典範建構，那麼，訴諸於在眼科醫生輔助與指導下所進行的驗光事務，是否迴避了典範移轉本身應該要有的批判性思考，並且逕自標舉眼科醫師作為某種專業主流的霸凌思維，如此一來，扣緊分齡與分類而來的驗光情事，顯然還是存在諸多的想像空間，這其中6歲以下將不得有兒童驗光，6-15歲則是需要有某種相乘合一的驗光流程設計，至於，高中職過後的各級年齡層，相關的驗光事宜更是不加以設防式地各取所需，以此觀之，從健康守護的主管機關到市場利基的眼科或眼鏡行，相當程度上還是忽略了當事者背後所潛藏慣性的認知基模，亦即，純粹將『看不清楚』視為是某種的「失能」（disability），以至於漠視背後「損傷」（impairment）或是「障礙」（handicap）的結構性歸因探究，如此一來，只要透過配鏡或是隱形眼鏡穿載等等輔具，便可解決燃眉之急甚或是另類的美儀裝扮，至於，包括醫護防治或是保健維護等等定期、主動與積極的正向作為，就等待眼睛度數不夠或眼球病變後，再尋求另一起的任務中心行動模式。

總之，關於驗光人員將不得對未滿6歲的兒童驗光一事，比較是偏屬公共領域的消極作為，於此同時，包括眼睛在內等等的自我維護機制，是否糾結那些錯誤的認知基模，而此一觀念充權的社會教育，理當有其比例原則以施行於一般大眾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