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台南靜觀福利基金會離職員工出面控訴，照顧服務員加班費1小時才50元，且加班費還被要求「回捐」給機構，讓員工淪為「血汗照服員」。此外，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下安置受暴少女的「德蓮之家」，也以社工人力不足為由暫時停業，讓社福機構基層社工勞動條件及權益的問題再受關注。

針對社工長年「低薪」問題，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司長李美珍接受《上報》訪問時說，衛福部現正討論明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研擬讓全部方案補助型的社工都另有「年資補助」，只要工作滿1年就每月加薪1千元，最高補助至4年年資以上、每月薪資多4千元，希望以此提高社工勞動條件，不過尚未定案。

現行方案補助型社工的「專業服務費」（人事費）以每月3萬3千元核算，專業督導人員每月3萬7千元。此外，具社工師專業證照每月多2千元、具專科社工專業證書每月多2千元、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每月增加補貼1千元。

不過，目前只有「保護性業務社工」等性質特殊的社工另有「年資補助」，衛福部希望爭取方案補助型社工全面適用。

李美珍表示，衛福部每年都會修正「推展社會福利補助項目及基準」，9月22日已發函給地方政府、民間社福機構，徵詢各界對明年度修正方向的意見。「等意見蒐集完整後，衛福部會通盤考量整體財政狀況，年底前做出決定。」

但這樣的補助標準是否全國一體適用？李美珍解釋，這是中央訂出的補助標準，對地方政府沒有強制性，不過希望地方政府參採，把人事費跟著往上調，「我們來當提升社工勞動權益的火車頭」。

據了解，這次修正「推展社會福利補助項目及基準」，衛福部除研擬設「年資補助」外，也有社福機構建議，社工薪資應採「總額制」。亦即如果該計畫補助2名社工人事費各3萬3千元，希望衛福部能撥總人事費6萬6千元，讓機構依社工年資「彈性調整」，不要限制2名社工薪資都是3萬3千元。

不過，衛福部擔憂若太過彈性，可能會讓機構藉機壓低社工薪資。因此，衛福部目前送各界徵詢的人事費核撥制度包括「總額制」及維持現狀的「個別制」兩種；其中「總額制」下的人事費調整空間，不得低於3萬3千元的95%，亦即單一社工人事費每月不得低於3萬1350元。

對此桃園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陳新皓表示，現行個別核撥人事費，從1年清冊中都不見得能抓得到機構違法、沒給全額薪資的證據，未來核銷鬆綁、人事費一筆轉出後，證據勢必會更少，社工權益如何保障？衛福部必須說清楚，未來核銷制度能否確保基層社工領到該領的薪資。

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沈曜逸指出，近來還有國內社福機構希望比照香港，爭取專業服務費、專案計畫管理費等補助款「一筆過」，也就是整筆撥款，讓機構自由統籌分配，取代原有各項目實報實銷。「這讓機構更有彈性，對基層社工卻沒保障，香港近年已在檢討此制度，台灣不該走回頭路。」

事實上，各縣市社工職業工會今年積極串聯、爭取社工勞動權益，除了是因社工薪資被迫違法「回捐」機構的狀況頻傳外，立委吳玉琴和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等社福團體在今年3月3日召開的「社福團體特性與勞基法的衝突與解套」記者會，是另一個導火線。

記者會中，社福總盟提出：「社會服務團體與社會福利基金會應一體適用《勞基法》第30條之1，得採4周彈性工時；以及應積極解決每日12小時工時上限困境、解決《勞基法》與社會福利法規設施標準競合的困境」三項訴求。

對此，多個縣市的社工職業工會在3月9日開聯合記者會回應，過去不少社福機構未遵守《勞基法》，社工勞動權益未受保障，等於長年處於沒穿衣服「裸奔」的狀態，現在又說《勞基法》不合身，並不合理。

多個社工職業工會抗議，過去不少社福機構未遵守《勞基法》，導致社工勞動權益未受保障，立委及社福團體要求鬆綁《勞基法》，並不合理。（取自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社工工會強調，《勞基法》是保障勞動權益的底線，各機構應回頭檢視人力配置，以及是否有充足經費挹注相關服務，而非一味要求政府鬆綁《勞基法》。尤其基層社工單日工時常超過12小時，加班又只能補休、不能領加班費，有的機構甚至片面規定補休期限、逾期全數歸零，這些才是該面對的問題。

除機構有責任外，政大社工所教授王增勇接受《上報》採訪時直言，「衛福行政體系是社工最大雇主，長久以來政府福利方案壓低社工薪資，是社工勞動條件惡劣的根源。」因政府常以外包「法定業務」等方式節省成本，把財務責任轉嫁給民間單位，以致於社福機構會以「回捐」等方式巧立名目，籌措經費。

王增勇表示，目前政府委託的統包制或單一薪資制度，忽略社工資歷差異，導致督導或資深社工未受重視、無法長期培養一線社工，流動率高。「省小額人事費用，卻在長久體制失去最重要的社工督導人才，是過去20年福利外包的重大錯誤。」現在應重新建立「社工薪資福利等級制度」，依年資與資歷給薪。

政大社工所教授王增勇（中）批評，政府常以外包「法定業務」等方式節省成本，把財務責任轉嫁給民間，社福機構則以「回捐」等方式籌措經費，形成一連串共犯結構。（取自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社工必須建立工會，才能對雇主與政府有具體的協商組織，確保社工的勞動條件。」王增勇說，好的工會是政府與雇主的夥伴，可惜目前大家對工會的認識與態度不夠友善，「誤以為證照就能保障社工勞動條件，「這個迷思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被破除」。

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指出，在「社福民營化」體制下，許多機構選擇剝削員工以維持運作，但換個想法，「應該是機構、社工、工會三方結合在一起，向政府爭取應有的條件，那是另一種社會福利的想像」。機構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而不是壓低薪資，讓基層社工「習得無助感」。（時事新聞來源：上報，201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