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俊帆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相關問題如下：
1.「社會工作的特定對象，使用「服務」或「照顧」來描述特定的關係，並不妥
當」。那如何使用一個更妥適用詞 ? 是否有中西文化用詞轉譯之差異 ?
2.「社工的低薪或是低職業地位，反應了福利國家作為生產體制一部份的財政赤
字問題」。其中這「反應」的論述，或許可以再思考 ?
3.「總之，考量社工在案量的合理性、社工領域的整個薪資狀況以及專業成長的
培力機制，對解決社工低薪問題來說，都只是緣木求魚」、「社工需要的是整
體社會作其後盾，首要乃是在於破除「就業社會」的困境（方法有很多，近
日最著名的是無條件基本所得方案UBI）」。如果實行UBI，是否有可能為解決
A問題，而衍生了B問題 ?目前各國大多為小區域實驗，是否可行似乎還是
再多方考量?

條理回覆：
1.服務或照顧的爭辯，從障礙研究中，關於障礙獨立生活的文獻，可以得知，障礙者不認為自己受到服務或者照顧，因為這表明了他們就是缺乏自主性和尊嚴，因此，目前我認為最中立的（雙方都能接受的）用詞，就是服務提供者和服務使用者，至於，障礙生活獨立運動要用「福利消費者」一詞，我認為太過了。當然，從比較反思性的障礙政策研究文獻可以知道，障礙者強調獨立與自主，剛好和「就業社會」所強調的自主性、獨立等概念不謀而合，這也和UK脈絡下的個人化風險的福利原則剛好對應，導致了當代（二戰之後）障礙政策的兩難和吊詭。

2.財政赤字的問題沒有導致福利國家的撤退，至少，在OECD各國歷年的福利預算和實際支出都能看出擴張的趨勢，所以，福利國家的撤退主要表現在：A.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歷史總是不斷循環，今天的財政問題，加上右派社群主義者的道德論述，讓我們重新回到UK脈絡下的1834濟貧法修正法則，即去除院外救濟制度，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工作福利workfare，或者是有工作才有福利work to welfare）；B.私有化，並非指現在的福利服務外包，服務外包乃是私有化之後的下一步，這裡的私有化指的是柴契爾推動的自有住宅化政策，從徹底財產化著手，導出一個只有個人，沒有社會的英國社會，之後就算工黨（聯合政府）執政也是無力回天，例如所謂的「大社會策略」，基本上就是「沒有社會的大策略」，而把所有公眾事務都推向「社區」；C.所以，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就是在這個脈絡下建立起來的，從障礙研究發展的角度來說，這同時搭上英美國家1970年代的「去機構化」運動，而讓障礙者趨之若鶩（也讓臺灣的障礙研究者瘋狂著迷於社區照顧，但通常沒注意到，那是在右派執政下搞出來的政策工具，臺灣一堆社區照顧迷和北歐迷都有這種「機構versus社區」迷失，但往往忽略了臺灣並沒有大規模的機構化時代），因此，社區照顧搭上了 all in cash, no service的小政府風潮，所有的服務都外包給民間單位了，這樣的外包形式，後來又搭上了「新公共管理主義」，原本立意良善（樽節開支，重視政策的效能），但是，慢慢地手段取代了目的，使得（至少有幾篇文獻是探討北歐的狀況，注意喔，連我們心目中的北歐，都已經深陷Max Weber所謂的牢籠了）形式上的管理替代了「福利服務的初衷」。

要注意的是，前述a、b、c三項，都是在福利國家做為生產體制（的一部份）作為前提底下所開展出來的政策論述（以及相對應的理念），對此，國家必須一方面維持個人的私利（interests），另一方面也要維持整體社會的運作（common goods）；同時，從權利的角度來看，必須捍衛從自然權利（例如人權）到社會權利（例如公民資格論述下的社會權）的保障，而在這些過程中，維持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成為資源分配與再分配的必要，這當中涉及到大概20-30年前，臺灣社會中的爭議論辯：「經濟優先、社福暫緩」。從社會中心論的發展角度來看，各種利益團體（包含資本家、公民團體等）的增生，大幅度地削弱了「發展型國家」的國家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說，國家中心論者Theda Skocpol也提醒我們，在分析上，必須將國家當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著重其國家自主性（以及之後由其他學者發展出來的「相對自主性」的分析概念）。在這當中所要論證的，就是在資本主義市場制度下，個人利益和公共善之間的調和，於是，同一個問題，在不同國家、不同的社會脈絡，以及各種不同的社會政治（包含政策論述），都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這相當鉅觀，但是，就業社會制度化了微觀面的個體之生命歷程，於是，我們都著重在各個年齡分層下去探討個人的社會地位（以及相對應的政策對象，例如幼兒托育、就業服務、長期照顧），當中落實最深的就是必須回應生產體制下的就業社會，於是，獲得一份有酬工作（paid work），是值得「被肯定的」。

思考的再深刻一點，就是把人的一生中的各個階段，粗糙地分成「獨立階段」和「依賴階段」，也把各種社會類屬（social categories）依照這樣的二分概念去區分（例如各種邊緣類屬，障礙者、女性、幼兒、老人家，都是依賴類屬，因為他們的產值薄弱，甚至只有耗損，沒有生產），所以，社工的低薪，除了一小部份牽涉到社工的性質之外，必須回到整體「就業社會」的脈絡去看，才能確診真正的病根（當然如果認為社工低薪是病灶的話）。

3.UBI只是Real Utopia的其中一種手段，但是，我們要先提出一個問題意識，也就是說，如果UBI和其他的方法（例如civil income、參與式預算等，請見Eric Wright的Real Utopia一書）都是手段，那目的是什麼，換言之，如果UBI是解方，那病根是什麼，至少就荷蘭搞UBI的大老 Philippe Van Parijs來說，這是左右兩邊都能認同的一種抵抗「就業社會」所帶來的「不能忍受的不平等問題」，而且企圖解決John Rawls留下的正義論尾巴（這條尾巴是：什麼樣的不平等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然而，經濟不平等的結果何時成為不能忍受、且不合理的呢？特別是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所說，經濟不平等最終導致了政治和社會的不平等，來自於資本利得和薪資利得的差距，所以，UBI從經濟不平等下手（這部份有別於John Rawls 2001年<重述正義>一書的解決方案POD，資產所有民主制），企圖導向政治和社會平等的結果，而且，UBI具有前瞻性，除了解決不平等問題，同時也企圖解決貧窮（John Rawls認為貧窮是合理的）和失業（未來是機器人生產）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先釐清楚UBI的理論來源，之後再來談政策落實及其政策效果的陷阱，所有的政策都是如此，我們熟悉的社會救助或保險，在西方脈絡下剛開始時，也是一種積極的社會創新，現在最為消極的保守政策，在那時的當下，卻往往是最激進的，每一種政策都有得利者，也會有反對者，如果不去涉及政治語義的話，那麼，我想，社工低薪的問題，非常適合用Real Utopia裡面的各種政策手段來討論，不限於UBI，因為，不管當代的政策如何設計，只要我們還在「就業社會餘孽下的民主困境」，那就無解。只有跳出這個框限，才可能有討論的餘地，當然，要倒掉洗澡水，不必然連澡盆裡的嬰兒一起倒掉吧！ 就業社會反動，不必然要重塑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制，而使出革命的手段。UBI在這種討論下，孕育而生。

當然，馬克思說：黑格爾告訴我們，歷史將一再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之後就是鬧劇了，陷阱之外，或許是另一個陷阱，Who kn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