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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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因應於公立幼兒園的招生名額太少、中籤率偏低，再加上私立幼兒園收費又太貴，導致家長都不敢生養孩子，而形成一項嚴峻的國安危機事件，對此，權責機關的教育部承諾，四年內要讓公幼的比率由目前的三成提高到四成。

基本上，從三成到四成的加重比例，相與對應的論述思考為何？一方面限縮於國家既有的財政危機，那麼，由政府端所直接介入辦理的學齡前幼托服務，這不僅無法吻合時代的變遷潮流，尤有進者，多出來的這一成公幼，又是否能夠確切有效解決數量不足以及中籤偏低的結構性限制，還是造成區域之間更形惡化的幼教資源階層化現象？就此而言，無論是主管單位所承諾的四成抑或是民間團體所訴求的五成，都還是要回到公共托育政策主軸定調之於『普及、優質與平價』的基本提問上，也就是說，國家機器之於公共照顧的角色定位與運作功能的底線和上限為何？對此，公共托育化是否全然和公立幼兒園的普設，畫上等號？而直接辦理、費用補助以及中介媒合等等的機制設計，又有無構築以成為一套縝密整合的幼兒保育與教育的服務體系？連帶而來的是擺盪在去商品化的「公托」與市場化之「私托」的兩造態勢，又豈只是兩者之間的消長對立，至於，從公立幼兒園到非營利幼兒園以迄於私立的幼兒園，此一連續性的服務歷程，是否僅僅侷限於單純價格取向的市場區隔，還是要擴及到更為廣裘的綜融性思辨？

事實上，扣緊供需媒合的需求調查和服務輸送，那麼，無論是擴充到四成規模的公托抑或是鋪天蓋地的廣設公托，這還是讓問題的惡化情形，依舊無法獲得舒緩，這是因為：每天下午四時三十分就放學再加上寒暑假也不開園的公托服務，會讓許多雙薪家庭無法配合接送而滋生苦惱，因此，單純公托數量的增加，當只會徒增更多的民怨，至於，相對低廉的幼教費用，更是讓抽籤制度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無助益於問題探究的結構性反思，誠然，扣緊包括價格取向、口碑取向、專業取向以及便利取向等等不同的理性判准，點明出來家長端對於幼兒園所的挑選，還是處於某種次佳選擇的權變作為，就此而言，政府公權力之於最終父母的角色扮演為何，就反而才是議題現象的癥結所在，冀此，『普及』不能直接等同於普設，而是要去思索究竟公共資源要如何扮演適當且適切的保護或替代性角色，藉以捍衛弱勢家庭子女的托育照顧權益？至於，『優質』則須嚴肅考量到從最佳到最適或是較低幼托服務水準之間的對應關係？最後，所謂的『平價』亦有其不可迴避的外部性，特別是因地制宜的托育服務本身所可能糾結的區域不平等現象？

總之，契合於民意壓力而來的該項政策性福利，多少會有順了姑情逆了嫂意的退進失據之虞，對此，國家機器理應是要採取較為寬闊的高度視野，藉此思忖：標舉所謂的公共托育化，是否讓政府與民間的兩造關係，惡質成為一種替代性質的競合關係，還是在尊重市場運作機制底下，以思謀可行的夥伴關係、協力模式、培力輔導與共生同好？連帶地，所謂『婚－生－教－養－衛』的家庭歷程，包括國家與父母共責同擔的比例原則又為何？准此，有待廓清的福利迷思、道德危險、公民責任和理盲社會，這才是議題現象的解讀真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