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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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當財政部歡欣鼓舞地宣布,受惠於AI商機熱潮和股市榮景,我國年度總稅收可望首度衝破新台幣四兆元大關,且綜合所得稅的實徵淨額連五年創下新高之際,官僚體系的數字敘事正沉浸於「輕稅惠民」與「經濟榮景」的自我陶醉中,然而,若將目光穿透這些冰冷的統計表格,深入考察納稅戶的樣態微變,便會發現一套極具諷刺意味的社會圖景,那就是:稅收盛世的底色,竟是家庭規模縮小、人口快速高齡化、少子女化嚴峻,以及階層固化和所得分配不均持續惡化的沉痛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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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的凝視與生活的真實:納稅樣態的建制民族誌反思
從建制民族誌的視角來看,財政部發布的各項稅務數據,並非單純客觀反映社會現況的統計結果,而是國家透過特定行政法規、稅率公式與表格欄位,對人民生活經驗進行「文字化整理」和「制度性轉譯」的權力展現。

在制度的凝視下,2024年單身申報戶高達四百萬戶(占比高達57.4%)、平均每增加十戶納稅戶中有近八戶為「單身無扶養者」,以及〈民法〉的成年年齡從20歲下修至18歲,致使年輕人獨立申報增加等,然而,日常生活的真實經驗卻是:高額房價、低薪化與高生活成本,正強行拆散傳統家庭的互助網絡,特別是青年與中產階級並非自願選擇孤立,而是在經濟壓力下被迫陷入「單身化」和「無後化」。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扶養結構的「由幼轉老」,申報資料顯示,70歲以上尊親屬占比顯著攀升至27.1%,未滿18歲卑親屬占比降至37%,幼兒學前扣除額申報戶數占比一舉跌破9%,相形之下,長照特別扣除額申報戶數與金額則是雙創新高,尤有進者,國家機器在報稅季透過各項「減稅優化政策」與「特別扣除額」,對人民展現「惠民」的溫情姿態,但這些欄位的填寫過程,正刻劃出台灣當代家庭負擔重心的崩塌。

無疑地,家庭照顧的重擔早已超越育兒,長照負擔已然成為沉壓在中年納稅主力(41至50歲)肩膀上難以承受之重,尤其是當國家將稅基侵蝕的責任遮蔽於「各項扣除額照顧弱勢」的政策宣傳時,人民卻在每一次填寫扣除額的過程中,體驗著福利制度不足以補足社會照顧缺口的集體焦慮。

二、相關理論的交織詮釋:資本積累、風險社會與階層深化的三重困境
要精準剖析當前台灣稅制與所得結構的深層病理,必須導入相關理論,以進行綜合詮釋:

首先,資本積累與不平等理論:財政部數據顯示,雖然薪資所得仍占綜所稅總額的72.8%,但股利所得(12.6%)與利息所得(5.5%)等資本所得占比,正逐年攀升,更為關鍵的是,資本所得的分配呈現極度不對稱,最高所得組的股利所得占比高達17.5%,最低所得組僅占6.6%;連帶地,當資本報酬率持續高於經濟成長率與薪資成長率,持有龐大金融資產與股票的高所得族群,得以隨AI熱潮與台股榮景迅速累積財富,僅靠勞動薪資維生的廣大薪水階級,所得比重則是相對被稀釋,著實完美印證了資本積累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結構性必然。

其次,風險社會理論:在風險社會中,傳統家庭與社群的保護功能逐漸瓦解,個體被迫獨自面對高齡化、疾病與經濟不不確定性等所謂的制度化風險,就此而言,長照需求和少子女化危機並非單純個人道德選擇的結果,而是現代化進程中的系統性風險,對此,當國家政策僅依靠擴大長照特別扣除額等末端稅務減免,實質上是將應由全社會所共同承擔的整體照顧風險,重新回歸給個別家庭與單身個體,造成個體在風險事故面前的脆弱性大增。

最後,社會資本與階層再生產理論:階層深化的核心,在於高所得階層能夠透過資本所得的轉化,將經濟資本進一步延伸為子代的不平等優勢,稅務統計亦顯示所得最高的20%群體囊括了六成所得總額,並繳納了97%的稅負,亦即,看似累進稅制發揮作用,但實則揭示了極端的所得集中化和所得分配惡化的殘酷事實,當後80%的群體稅負貢獻不足3%、免稅戶占比高達45.3%時,這絕非國家高調宣揚的「輕稅惠民」,而是社會底層低薪化、貧窮化,導致無稅可繳的沉痛警訊,致使高所得者透過資本優勢進行階層再生產,而底層則因所得過低被排除於財富積累之外,階層固化與社會不均就此深植。

三、稅基侵蝕與所得重分配失能:建制批判性的總檢討
當前台灣稅制的致命傷,在於個人綜所稅占GDP比重僅約3%,遠低於OECD國家平均的8.2%,國家過度依賴營利事業所得稅與證交稅來支撐四兆元的稅收總額,看似是讓國庫充盈,實則更是讓個人所得稅的所得重分配功能徹底失能,尤其是隨著政治角力下的減稅優化政策,總扣除額占所得總額的比重已高達60.5%,剩餘納入課稅的稅基僅剩39.5%。

嚴重的稅基侵蝕,讓國家失去了透過稅收發揮財富再分配的工具主政權,將「免稅戶達四成五」包裝成人設政績,是一種極其矯飾的官僚修辭,它遮蔽了台灣勞動市場薪資停滯、資本所得稅負相對偏低、以及資本家與薪水階級間鴻溝日益擴大的不真現實,就此而言,倘若國家持續沉迷於資本市場所帶來的證交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榮景,卻是放任綜所稅稅基萎縮和資本所得不平等,階層對立與社會不均,勢必會成為撕裂台灣社會世代族群的最深傷口。

四、問題討論與可行建議:重建公義稅制與社會支持網絡
面對稅收創新高背後的家庭危機與所得不均,政策思維必須跳脫「減稅即惠民」的僵化框架,轉向結構性的稅制改革和社會安全體系重構,以下提出具體可行建議:

(一)推動資本所得稅制平權,強化所得重分配功能:應全面檢討現行股利所得單一稅率分開計稅等優惠機制,逐步調高高額資本所得的實質稅率,以確保資本利得與薪資所得負擔公平的稅負,進而有效解決所得分配的惡化困境。

(二)擴大實質公共照顧供給,取代單純稅務扣除:面對「家庭重擔由幼轉老」,僅靠長照與幼兒扣除額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國家應將四兆稅收的財政紅利,大規模投注於建構托育與長照等公共化服務,將家庭照顧負擔由個人私有化轉為國家社會公共化。

(三)翻轉稅基侵蝕困境,檢討結構性扣除額制度:通盤檢討占所得超過六成的扣除額結構,避免濫設特定團體訴求的扣除項目,恢復課稅稅基健全;同時,針對真正低收入與弱勢族群,由單純的「免稅」轉向實施「負所得稅」或定額發放「現金津貼」,給予最直接的經濟支持。

總之,財政的數字榮景,不該建築在人民無奈的微光與忍耐之上,國家機器應放下高高在上的制度凝視,真切同理那些在資本鴻溝和高齡風險中奮力掙扎的靈魂,唯有將冷漠的稅務轉譯,化為具體的公共照顧和租稅正義,我們才能讓每一位辛勤耕耘的納稅人,在履行義務的同時,重獲被社會體系安全接住的溫暖與尊嚴。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10.30:「稅收可望首破4兆,家庭重擔由幼轉老」)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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